编者按：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紧张剧变，全球经济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人大重阳科研合作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刘锦涛在2026年第1期《现代金融导刊》发表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是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中，系统提升我国在关键环节的配置能力、在规则与标准层面的塑造能力以及在外部冲击下的韧性与安全水平。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6600字，预计阅读时间1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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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自二战以来最为深刻、宏大的时代变革，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紧张剧变，全球经济运行逻辑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国际分工深化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大国博弈、以美国为首的技术封锁与规则竞争升温等因素的多重叠加作用下，呈现出由效率优先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由全球最优配置向区域化和“友岸化”再布局的系统性调整。
其中，产业链、供应链不再只局限于企业所考虑的成本和效率层面，而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合作的关键载体，其重构过程同时牵引了技术标准、贸易投资规则与产业政策取向的重新调整。因此，围绕关键环节、关键资源与关键技术的链上竞争被摆上台面，全球产业体系从单纯的经济网络，转向具有地缘经济属性与安全属性的全新载体。
在这一背景下，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将成为我国在复杂外部环境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并且将深刻融入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等建设之中。“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不仅在于继续推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迭代，更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中，系统提升我国在关键环节的配置能力、在规则与标准层面的塑造能力以及在外部冲击下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01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系统性再配置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去全球化，或回到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在多重冲击与结构性力量共同作用下，围绕空间布局、治理规则、技术路线与风险偏好发生的系统性再配置。其核心变化可概括为：从以成本效率为中心的全球分工，转向以安全韧性与战略竞争为约束条件的重构型全球化，并在区域化、政策化与技术化的牵引下呈现出新的结构特征。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2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到，202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虽然增长11%，预计达到1.5万亿美元，但如果排除通过欧洲中转经济体的流动，则下降了8%，贸易网络出现碎片化分裂化、监管环境趋于分化、国际供应链被重新配置，这些变化正重塑全球投资与生产组织方式。
从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来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从全球最优配置走向区域化集聚、网络化多元的新布局。产业链空间重构的一项显著趋势是区域化集聚上升。企业在布局上更强调靠近终端市场、靠近友好或稳定的制度环境，通过“近岸化”、区域化来降低跨境运输、政策突变与合规成本层面的不确定性。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提到，部分全球价值链密集型制造业投资在更易进入主要市场的地区和国家增长，这在汽车、电子等行业表现更为突出。同时，构建网络化多元布局正成为企业应对冲击的主策略。以往高度集中、单点最优的供应网络，虽然有更高的效率，但在疫情、地缘冲突与关税壁垒中暴露出脆弱性，企业更倾向于构建多节点、可替代的供应网络，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备份产能与替代采购渠道。
这种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分工消失，而是从单链条长距离延伸转向多链条并行的组织形态。例如，在疫情与地缘摩擦背景下，纽约联储GSCPI显示全球供应链压力在2021年12月达到峰值（指数约4.44），苹果公司在疫情及之后的几年里加速推进制造环节的区域再配置。据路透社报道，苹果与代工伙伴富士康和塔塔等正加快在印度的生产布局，目标是到2026年底让在美国销售的大部分手机由印度工厂生产，以降低对单一生产基地的依赖并对冲潜在关税与政策不确定性。此外，“友岸化”“阵营化”倾向开始影响产业链选择与贸易投资方向，强化了企业在产业链布局层面的政治属性，使企业在进行全球配置时不得不同时评估市场效率与地缘风险。
安全和韧性因素正从软约束上升为不可忽视的硬约束，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政策化重构加速。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动力中，安全与韧性由过去的风险管理议题上升为许多经济体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一些研究报告中也将地缘经济碎片化概括为一种由政策驱动、受战略考量引导的经济金融一体化逆转过程，强调其对全球供应链与宏观金融稳定具有系统性影响。例如，红海/苏伊士运河的严重扰动导致到2024年年中经亚丁湾的船舶运力下降76%，经苏伊士运河的吨位下降70%，大量航运转而绕行好望角，经该航线的到港量激增89%。
从安全和韧性的角度出发，产业链面临的影响和约束至少体现三类机制：
一是关键环节管制与去风险政策工具增多。例如，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审查、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数据与技术合规要求等政策工具频繁运用，使跨境技术扩散与资本流动更易受到行政约束，从而改变企业全球分工的可行集合与成本结构。
二是关键资源与中间品供给的集中度与脆弱性之间的矛盾突出。许多关键商品的生产高度集中，比如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产能超过90%集中在中国台湾省。虽然专业化带来效率收益，但也成为全球价值链脆弱性的来源，在关键矿产、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等领域，供给集中与替代成本高这两个因素相互叠加，进一步放大断供风险对产业链的外溢影响，例如，芯片断供对智能消费类产品制造商带来重大影响。
三是产业政策工具强化，国家能力介入的程度更深。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10月中旬的12个月内，WTO成员新增169项贸易限制措施，覆盖贸易额约8877亿美元（上一年度仅为3371亿美元），规则竞争与限制措施增加。补贴、税收激励、公共采购、战略储备等产业政策工具被不断强化，用于推动本土产能、构建供应链备份、形成关键技术的国内供给能力。
科技革命与绿色转型等新趋势引领链上升级，规则、标准与数字要素的地位提升。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不仅发生搬迁和分散，也在开启由技术变迁驱动的链上升级。其突出表现为：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生产组织方式与产业分工边界变化；另一方面，绿色转型要求重塑能源、制造、物流等全链条体系，带动新产业、新产品和新标准的加速形成。WTO在《世界贸易报告2023》中首次提出“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概念和框架，强调在安全、包容与可持续目标下重塑贸易与全球价值链，并指出数字服务贸易、环境产品贸易等领域的增长为全球贸易注入新动能，这意味着产业链竞争的焦点正在从产能规模与成本优势延伸至核心技术突破能力、技术标准和绿色认证、数据要素和智能制造等领域。
02
全球产业链重构如何塑造“十五五”产业体系布局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重构，既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必须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也是推动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外部变量。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33.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24.9%（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稳居全球第一），且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已经达到28%。理解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十五五”规划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二者在历史方位、风险结构与政策工具层面的关键联系。
外部环境变化构成“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前提条件：从效率逻辑到安全韧性逻辑的切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明确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并强调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易发多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该判断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现实趋势高度一致，产业链的布局、规则与关键技术扩散正在被安全约束和韧性约束重新定义，传统以成本效率为中心的跨境配置模式受到更强的政策性扰动与合规性约束。
上述外部环境变化并非短期冲击，而是与大国关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互交织，具有中长期结构性特征。2020~202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从31.3万亿元增长到40.5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从26.6万亿元增长到33.6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制造业增加值增量预计将达到8万亿元。《建议》将“十五五”时期界定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求“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以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在此意义上，全球产业链重构是规划设定目标、选择路径与配置资源必须纳入的约束变量：越是外部不确定性上升，越需要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强化“底盘能力”和抗冲击能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十五五”中的突出位置：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体系化回应。在任务部署上，《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突出位置，并明确提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其政策含义在于，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带来的外部约束与竞争压力，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依托，通过产业体系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与安全性统一。这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高端环节竞争、技术标准竞争、绿色规则竞争等加剧的趋势相契合，制造业不仅是国际分工的参与载体，也是集中体现技术扩散、规则适配与供应链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
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链跨境布局的定位发生转变：从被动嵌入到有序布局与规则塑造。全球产业链重构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空间收缩，而是意味着开放方式、开放对象与开放重点所发生的变化。《建议》提出“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体现“十五五”时期开放与产业链治理的协同取向：一方面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对外投资管理与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我国企业全球配置能力，从而在区域化、“友岸化”的产业链再布局中保持主动。同时，《建议》编制与社会参与机制本身也反映了将外部不确定性内生化管理的治理思路。“十五五”不仅是目标与任务的设定，更强调通过重大工程项目、制度型开放安排与政策协同机制，把产业链供应链治理能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国家竞争优势。
03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路径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的背景下，“十五五”时期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可分解、可协同、可迭代的政策组合与重大工程项目体系。
第一，要以规划引领和工程牵引的总基调推进任务工程化，把战略部署落到项目、清单与机制上。“十五五”规划的有效实施，首要在于将宏观目标体系转译为可操作的任务链、项目链、政策链。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强调要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提升规划的引领指导作用；国务院层面亦强调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来“设定指标、安排政策、谋划项目”，并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载体”带动全局。这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清晰的方法论，以工程化、项目化、载体化方式推动产业体系升级与供应链韧性提升。
一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任务清单和时间表。围绕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体系框架，将重点领域划分为若干条可度量的产业链（如高端装备、关键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与储能、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等）。
二是以重大载体提升产业组织能力。将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高新区、经开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作为产业链协同与制度创新的承载空间，推动跨区域的分工协作、要素集聚与制度供给，以载体建设强化产业链治理能力与外部冲击应对能力。
三是构建规划实施的滚动评估与动态迭代机制。面对外部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须具备可调整的机制弹性，对重大工程项目建立绩效评价制度，校准方向、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规划执行的严肃性与适应性。
第二，以稳链、补链、强链来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逐步实现从关键环节突破到体系能力构建。“十五五”时期的产业体系建设，应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补短板、固底板实现体系化跃升。一是聚焦“卡点”“断点”，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贯通。以需求牵引、应用牵引为导向，围绕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等短板领域，完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等过程，推动从能研到能产、从能产到能用的突破。二是以链主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协同为抓手，完善产业链协作生态。三是强化关键资源与关键中间品的多元供给与战略备份。在不确定性上升的条件下，对少数高度集中、替代成本极高的环节，可通过多元进口来源、海外权益布局、战略储备与回收循环体系建设来降低供应冲击。
第三，要始终以高水平开放实现跨境产业链布局，在重构中塑造新的国际分工优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收缩，相反愈加要求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来拓展产业链协同空间、提升规则适配与标准影响力。要更好发挥“十五五”规划引领作用，并通过设定指标、安排政策、谋划项目来推动结构优化升级，这意味着开放必须服务于产业体系现代化与链条韧性提升，重点在于合理有序的跨境布局与更高层面的国际规则参与。要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规则与标准话语权，围绕绿色认证、数字贸易规则、供应链尽责管理等新议题，推动企业、行业组织与科研机构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与互认机制建设，以规则和标准提升产业链地位与议价能力。
第四，以金融供给侧改革支撑产业体系升级，推动耐心资本、链上金融、风险保障等形成系统化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离不开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适配。面向“十五五”时期的重大工程与关键链条突破，金融支持应更加突出长期性、协同性与穿透性，将金融强国建设与贸易强国建设深入融合，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一是发挥耐心资本的支持作用，建立完善面向硬科技与先进制造的长期资本供给机制。以政策性金融、产业投资基金、保险资金、养老金等为重要来源，围绕关键领域形成更稳定的长期资金安排，强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制度环境，使耐心资本真正服务于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持续攻关与扩产。
二是发展以真实贸易与真实订单为基础的供应链金融。推动核心企业信用向上下游传导，提升中小配套企业融资可得性，降低链上资金周转成本。
三是健全产业链风险保障体系。发挥保险、再保险、政策性担保、出口信用保险等在外部冲击中的稳定器作用，为企业跨境布局、关键设备国产化替代、重大技术攻关提供风险分担机制，提升链条在极端情景下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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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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