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49年这会儿，局势已经彻底变了天。
黄埔一期的大佬宋希濂，在西南的大山沟里被逮个正着；同窗黄维更惨，早在双堆集就被包了饺子，这会儿正蹲在号子里反省。
可偏偏就是他们的老同学李良荣，正安安稳稳坐在福建的办公室里。
虽说心里头憋屈，觉得怀才不遇，但他连根毫毛都没少。
就在几个月前，这三个人的命运线差点就拧成了一股绳。
那时候，李良荣为了能跟着这两位老同学去前线“跳火坑”，脑细胞都快烧干了。
他不惜把老长官得罪个精光，甚至拿自己半辈子的名声做赌注。
结果呢？
老天爷像是故意逗他玩——哪怕他这么拼命，最后还是搞砸了。
谁能想到，正是这次想输却没输成的“失败操作”，让他成了黄埔一期那个圈子里，极少数能全身而退的幸运儿。
回过头去扒一扒李良荣的后半辈子，你会发现这事儿挺邪门：他在官场上那些精心盘算的招数，基本没一个响的；可就是这些哑炮，最后反倒成了他的护身符。
这笔糊涂账，得从1948年那个看似没头脑的决定说起。
把日历翻回1948年8月，国民党那边开始折腾兵团制改革。
说白了，这是蒋介石没办法的办法：以前那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打法不灵了，得把队伍捆成捆，搞大兵团死磕。
那会儿李良荣手里攥着整编28师（后来改回叫28军），兵虽然不算多，但这可是他在抗战后半段，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的家底。
摆在他眼皮子底下的，有两条路。
左边这条路，去第十四兵团，投奔宋希濂。
右边这条路，去第十二兵团，找黄维入伙。
这就好比现在的职场，两份Offer摆桌上，怎么选？
按常理出牌，十个人里有九个得选宋希濂。
为啥？
熟啊。
1934年李良荣还是个团长的时候，宋希濂就是他顶头上司。
正是在宋希濂手底下，他顺风顺水从团长干到了旅长。
老部下找老领导，那是天经地义，更是闭着眼都不会错的安全牌。
但李良荣心里的算盘，打得跟别人不一样。
他琢磨了一番：去宋希濂那儿，好是好，但这把椅子不好坐。
老宋手底下能人太多，副司令这个位子，怎么排队也得先轮到钟彬。
李良荣要是去了，顶多算个“副司令之一”，搞不好就是个挂名的，想抓实权？
难。
这叫“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惜没地儿落脚”。
再瞅瞅黄维这边。
黄维这人，书生气重得很，一心想着回军校教书育人，压根不想带兵打仗。
最要命的是，黄维离开一线太久，手里没“私房菜”。
在国民党那个讲究“枪杆子就是腰杆子”的圈子里，一个没基本部队的兵团司令，就是个光杆大将，指挥起来肯定卡壳。
这时候，要是李良荣带着28军这块肥肉送上门，那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更有意思的是，第十二兵团那个副司令胡琏，是黄埔四期的，论资历比李良荣这个一期的大师兄矮了一大截。
李良荣的小算盘拨得噼里啪啦响：去了黄维那儿，他是资历最老的副手；不光能带资进组，而且一旦黄维以后真跑去教书了，或者不想干了，接班的大概率就是他李良荣。
这叫“风险投资，坐二望一”。
账算明白后，李良荣干了一件当时看来挺“不地道”的事儿：他直接绕过了老领导宋希濂，跑去找黄维，拍着胸脯说要带28军跟他干。
正愁手底下没人的黄维一听，乐得嘴都合不拢，赶紧向蒋介石打报告要人。
蒋介石大笔一挥，准了。
你看，这简直就是一场完美的商业并购。
李良荣眼瞅着就要迎来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拿到那个做梦都想要的兵团司令入场券。
紧接着，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大耳刮子。
就在调令快下来的时候，岔子出了。
先是白崇禧从中横插一杠子，死死扣住28军不放——到了桂系嘴里的肉，哪有吐出来的道理？
转头，南京的一纸命令下来：李良荣，你也别去什么兵团折腾了，回老家福建去吧，去那儿把溃兵收拢收拢。
李良荣当时的心情，估计跟坐过山车似的。
费尽心思，把老长官宋希濂得罪了，也没攀上黄维这个新贵，最后被发配回老家当个光杆司令。
他觉得自己简直背到了家。
可谁能料到，也就过了几个月，淮海战役那把火就烧起来了。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得跟铁桶似的，最后连个渣都没剩，黄维进了功德林改造。
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后来也在西南大山里全军覆没，宋希濂也当了俘虏。
要是李良荣当时的算计真成了，哪怕只成了一半，这会儿他的下场，大概率就是跟这两个老同学在里面做伴。
所谓的“倒霉透顶”，在这个节骨眼上，变成了“老天爷赏饭吃”。
话又说回来，李良荣为啥在1948年表现得这么急吼吼的，甚至不惜要在两个兵团之间搞这种高风险的投机？
因为他饿得太久了。
在黄埔一期生这块金字招牌的圈子里，李良荣长期就是个“小透明”。
这种边缘化，倒不是因为他本事不行，而是因为他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干了一件极其“缺心眼”的事儿。
那得追溯到1926年北伐那会儿。
当时蒋介石正在狠抓军纪，正好撞上个大案子：孙元良临阵脱逃。
孙元良带着一个团守牛行车站，看见几百个敌人就吓破了胆，撒丫子跑了，理由是“敌人大部队肯定在后头”。
这事儿无论放哪个朝代，都是掉脑袋的罪。
蒋介石为了立威，也为了杀鸡儆猴，准备拿孙元良开刀。
这时候，黄埔系的将领们脑子都转得快，一个个义愤填膺，嚷嚷着支持校长大义灭亲。
唯独李良荣，站出来唱反调。
至于是不是大部队，那是情报的事儿，赖不着孙元良。
这还不算完，他还加了一句特扎心的话：“看孙元良长得浓眉大眼，一表人才，怎么可能是不中用的人呢？”
这话放今天看，简直是“高级黑”。
但在当时，李良荣可能是真心这么觉得。
他的结论是：孙元良不是怕死，是“不沉着”，罪不至死。
这一把，李良荣赢了道义——孙元良确实保住了命（后来还活成了长寿将军）。
但他把前途输了个精光。
在蒋介石看来，这压根不是孙元良该不该死的问题，这是你李良荣“屁股坐哪边”的问题。
这叫不懂事。
这件事的代价大得吓人。
李良荣后来负伤回乡，病好了想归队，收到的回复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话：不用回来了，去当个民团营长吧。
从正规军的主力团长，一下子被踢到地方民团当个小营长，这一坐冷板凳，就是好几年。
直到1934年，他才重新回到主力部队的序列，但也只是在老同学宋希濂手下当个团长。
那会儿，很多黄埔一期的同学早就混成师长、旅长了。
这段经历，给李良荣心里留下了个大疙瘩：在蒋系部队里，光有本事没用，光讲道理更没用，你得会钻营，得有靠山，手里得有硬家伙。
如果说1926年的教训让他明白了“站队”的重要性，那么1938年的兰封会战，则让他彻底看清了这个系统的“阴阳脸”。
那时候，李良荣好不容易爬到了46师师长的位置，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底。
兰封会战打得稀烂。
27军军长桂永清（留德派）见势头不对，第一个开溜。
88师师长龙慕韩，因为被桂永清忽悠着守城，最后不得不撤退。
仗打完了，开始秋后算账。
桂永清是何应钦的心腹，又是留德派的招牌，跑了也就跑了，屁事没有。
龙慕韩虽然是背锅侠，但因为撤退导致薛岳的围歼计划泡汤，直接吃了枪子儿。
李良荣呢？
他当时被桂永清逼着在第一线督战，46师死伤惨重，几个旅长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
他拼了老命打下来兰封，结果因为整个战役的失败，被革职留任，最后干脆撸到底，去当了侍从室参谋。
你看这个结局分配：
一流的关系户（桂永清）：丢城失地，照样吃香喝辣。
二流的倒霉蛋（龙慕韩）：听话干活，掉了脑袋。
三流的实干派（李良荣）：把老本拼光，丢官罢职。
这就是李良荣面对的职场环境。
你哪怕把命拼光了，只要不是“自己人”，出了事第一个拿你顶缸。
这次打击之后，李良荣又被发配到福建去带新兵团——一个堂堂的主力师长，去管一个团的新兵蛋子。
这种大起大落，换一般人早就崩了。
但李良荣硬是咬牙熬了下来。
他在福建靠着一个新兵团起家，跟日军周旋，慢慢滚雪球，从团长打到师长，最后在抗战胜利前夕，硬是靠战功升到了28军军长。
正因为这个军长位置来得太不容易，是他在冷板凳上坐了十几年、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才换到的，所以到了1948年，他才会那么焦虑，那么想要为这支部队、为自己的前途找一个“稳妥”的下家。
他不想再当那个被随意牺牲的“三流实干派”了。
他以为投奔黄维是一次绝地反击的完美操作，是他在这个浑浊的系统里学会“算计”后的毕业大考。
结果，系统连考试的机会都没给他，直接没收了准考证，把他踢回了福建老家。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不经。
李良荣前半生因为“不懂事”（救孙元良），错过了飞黄腾达的机会；后半生想“懂事”一回（投奔黄维），结果被系统无情拒绝。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系统的无情和混乱，在最后关头把他推离了淮海战役那个巨大的绞肉机。
如果他在1926年不救孙元良，顺利高升，或许早就死在了军阀混战里；
如果他在1948年投机成功，去了双堆集，那功德林里肯定得给他在黄维旁边加张床。
在那个必须站队、必须搞派系的旧军队里，李良荣始终是个尴尬的异类。
他不够坏，做不到像桂永清那样厚颜无耻；他也不够狠，做不到像那些军阀一样拥兵自重。
他就像一个笨拙的棋手，拼命想下出一步妙手，结果步步都是臭棋。
可最后收官一看，那些下出妙手的人都输光了底裤，唯独这一下臭棋的人，居然保住了身家性命。
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给“普通人”留下的最后一点黑色幽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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