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支特殊的队伍诞生了——基建工程兵。也就是在今天，我们看着深圳南山的摩天大楼，看着北京地铁的人潮汹涌，心里总得惦记着这帮人。
这支部队命挺苦，满打满算就存在了16年。特别是到了1982年，百万大裁军的大浪拍过来，几十万热血汉子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抉择：脱下军装。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最后那纸撤销令下来之前，为了留住这身这身国防绿，基建工程兵的领导层带着数万官兵，是做过最后挣扎的。我们当时拟定了三种保留方案报给军委，心想只要不走，怎么改都行。
结果呢？三个方案，全被否决。
这事儿哪怕过了这么多年，说起来还是一把辛酸泪。
咱们得先说说当时的背景。80年代初，基建工程兵那是真壮观，总人数凑到了50万左右。但这支部队有个硬气的资本：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不花国家的国防军费。
说白了，我们能自己养活自己，还能给国家挣钱。当时大家心里都犯嘀咕：既然不给国家财政添负担，留着我们干工程多好？
哪怕是裁军风声最紧的时候，大家心里还是存着一丝侥幸。也就是在这股劲头下，我们报了第一个方案。
其一，缩编，挂靠到总参谋部。
这招叫“断臂求生”。领导们想，既然嫌人多、体制不顺，那我们自己砍自己几刀。能不能像军委工程兵那样，缩编成一个独立的兵部？
我们甚至表态：如果嫌机关太臃肿，兵部机关的人数可以压到最低，不超过200人都行！其他部队也跟着减，只要把根留住，只要番号还在解放军序列里，我们就知足。
但这算盘打得虽精，军委没批。
上面的态度很坚决：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搞建设固然重要，但一大帮子人天天忙着搞经济，长此以往，部队的战斗力怎么办？纯洁性怎么办？不管花不花军费，军队得像个军队的样子。
这第一盆冷水泼下来，大家心凉了半截。紧接着，第二个方案又递了上去。
其二，集体并入武警部队。
这在当时看来，是个挺靠谱的路子。1982年那会儿，军委正筹划成立武警部队。大家一琢磨，既然解放军留不住，去武警也行啊，好歹手里还拿枪，身上还穿制服。
而且这事儿一开始挺有门儿。军委甚至找过当时的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去当武警司令。
可最后，这方案还是胎死腹中。
拿武警的职能来说，人家是搞内卫、抓坏人、维护治安的；我们基建工程兵是干嘛的？是修大坝、挖矿山、盖楼房的。这就好比让拿瓦刀的去干刑侦，专业实在不对口。再加上其他部队也有不少要转隶武警，名额挤得满满当当，根本吞不下基建工程兵这个“大块头”。
两招都失灵了，官兵们是真急了。对于当兵的人来说，部队就是家，谁舍得走？
于是，带着浓浓感情色彩的第三个方案出来了：回娘家。
咱们都知道，基建工程兵1966年组建的时候，是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工程兵里抽调骨干凑起来的。现在要撤了，那能不能让我们哪里来回哪里去？
这个呼声在基层特别高。大家想着，哪怕回原部队看大门、守仓库，只要还在老部队呆着，心里就踏实。
可现实很残酷，这个方案在军委那里，依然是行不通。
当时各大军区自己都在满头大汗地“消肿”，都在拼命裁人。为了完成指标，恨不得把一个人掰成两半用。这时候如果允许基建工程兵几万人、十几万人回流，那各军区自身的裁减任务还怎么完成？这不等于给本来就难办的裁军工作又加了一座大山吗？
三个方案，三次努力，全都碰了壁。
这时候，最让人佩服的一幕出现了。几十万大军，刚才还想着各种办法留下来，命令一下，立马二话不说。没有抗命，没有闹事，所有人默默脱下军装，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其中有二万人，直接调到了深圳。
这群汉子把部队的作风带到了工地上，这才有了后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才有了深圳特区的辉煌。
站在2026年的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当年那三个被否决的方案，虽然是基建工程兵的遗憾，却是国家的高瞻远瞩。
如果当年保留了我们，缩在体制内，可能今天中国就少了一支在市场浪潮里搏杀的生力军。
那一脱，脱掉的是对旧体制的依赖；那一转，转出的是中国经济腾飞的新篇章。
兵魂不灭。哪怕没了领章帽徽，只要那股子听党指挥、服从大局的劲头在，我们永远是这个国家最硬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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