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8日深夜，冀南故城县西南的田野还透着春寒，村里犬吠此起彼伏。忙完春耕的百姓并不知道，就在几十里外，一支规模空前的日军部队正悄悄集结。
把镜头往前推三天。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土桥一次奉冈村宁次之令赶到临清，连续召开口头作战会议，不留一纸命令。兵力总数三万，其中一步兵大队就有十五个，外加坦克、装甲车、伪军骑马队。严格保密，是这次“肃正作战”最大的特点。
而同一时刻，冀南军区机关、区党委、行署以及后勤工厂共二十多个单位正聚在武城县武官寨一带休整，总人数约四千人。护卫的正规兵力，只有一个不到八百人的特务团。人人都以为还是过去那套小股扫荡，警惕性显著下降。
29日凌晨一点，新七旅19团在西北方向首先与敌遭遇。枪声传来，冀南军区参谋长范朝利认为只是惯常袭扰，电台里只用了“加强警惕”四个字回复。谁也没料到，四面八方的火力正同步压来。
再转向兀兰屯。八路军骑兵团宿营在曾官屯附近。凌晨四点，观察哨报告：郑家屯出现大批日军摩托化部队，伴有装甲车。团长曾玉良边穿马裤边说：“还能等？北面敌人薄弱，立刻向北穿插，半小时就能脱身。”
会议桌另一头，政委况玉纯没急着表态，他打开地图，用铅笔重重点了一下卫河南岸：“军区机关就在这里。我们一走，机关成孤岛。宁肯多挨一阵子炮火，也要先把他们拉出来。”曾玉良沉默数秒，点头：“成，就拼这一把！”
上午十点，军区机关已退至十二里庄空地。四千余人聚在一起，装备却极杂：机关干部背驳壳枪，印刷厂工人扛木棒，甚至还有炊事员拎着菜刀。外围火网越来越密，特务团苦撑，伤亡不断增加。
十一点，骑兵团赶到卫河渡口，与军区机关会合。望着密布的浓烟，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对手要来一次“铁壁合围”。范朝利当场决定：向西突围，骑兵团、21团打头阵，特务团断后。
可西面原本就是敌军主攻方向。骑兵团突击两公里后，被十几辆轻型坦克逼回。骑兵机动虽快，却难敌钢铁洪流。有人建议“干脆各自突围”，况玉纯反驳：“一旦分散，敌人只需反复冲杀，谁也活不了。”短暂争论后，全团再次折返十二里庄。
下午三点，一架日军侦察机盘旋低空，机枪扫射，把空地搅得尘土飞扬。轰炸暂歇，况玉纯挥起团旗，大喊：“党员排先上马！”声音嘶哑，却压过了爆炸声。数十名党员抽刀上鞍，后方杂色人群也跟着涌上前来。
傍晚时分，天气突变。乌云压顶，狂风卷土，能见度骤降。参谋刘志坚眼睛一亮：“天帮忙，就是现在！”骑兵团列成楔形，以最快速度冲向南侧伪军防线。马蹄掀起的尘沙恰好遮住目标，敌人机枪射击散乱，缺乏有效火控。三十分钟后，骑兵团与机关大部队撕开缺口。
夜幕降临前，突围队伍先后通过张家庄、杜官屯，小股日军试图追击，但骑兵抄近道折返反击，把追兵顶回。凌晨两点，全体人员抵达清平店以西的杨青口村。清点伤亡，特务团减员近半，骑兵团伤亡也超过百人。更沉痛的是，几十名掉队干部被俘后惨遭杀害。
“四·二九铁壁合围”最终以冀南军区机关虎口脱险告终，但代价沉重——八路军和地方干部牺牲两千三百余人，若再晚一小时，冀南抗战指挥体系几乎要被连根拔起。
事后，陈再道、宋任穷从前线和太行赶回，连夜召开检讨会。三条教训写得清楚：一是轻敌思想害人不浅；二是部队分散、机关庞杂，易成包袱；三是对日军新战术判断不足。随后，军区裁并冗余单位，派大批干部下连队，增强情报系统，尤其在铁路沿线布下多层耳目。
值得一提的是，骑兵团并未因“功臣”身份而扩编，相反，原有三百多匹战马被抽调百余匹分给步兵连当运输。曾玉良笑说：“咱骑兵不是为了漂亮溜达，哪儿需要机动就去哪儿。”一句俏皮话，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豁达。
1943年春，冀南军区通过昼伏夜出的小分队侦察，提前获知日军“扫荡”意图，主动转移机关，仅用两天便完成疏散。很多人把这份从容归功于前年的惨痛经历。历史不会说话，但它一次次提醒：胜利来之不易，麻痹大意的代价往往用鲜血支付。
而那场狂风中高举的红旗，在不少亲历者回忆里依旧鲜亮——它象征的不仅是一次突围，更是一支部队在生死关头的担当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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