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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特别爱编故事，尤其是那些讲因果报应的。
钱明逸在《南部新书》序言里说得明白，"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
这些故事表面上讲善恶有报，实际上对宋代社会、宗教发展，还有残疾人群体本身，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用故事管人
士大夫编这些报应故事，目的很明确。
他们想通过这些简单易懂的小故事，让老百姓的行为符合儒家那套纲常伦理。
毕竟宋代大部分人不识字，你跟他们讲什么"仁义礼智信"，听着就头疼。
但讲个故事就不一样了，谁都能听懂。
社会上不公平的事多了去了，当官的贪污腐败，有钱人家苛待下人，这些现象老百姓看在眼里。
报应故事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告诉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些作恶的人迟早会遭报应，你就老老实实过日子吧。
夏益天说过，这些故事其实是在用宗教的说法为社会不公辩护。
统治者想要的是一个道德信仰稳固的社会，让老百姓相信善恶因果真的有效。
残疾人善报故事给了民众一点希望，你现在受苦没关系，只要做好事，来世就能过上好日子。
这种说法引导人们"反求诸己"，有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别抱怨外界环境。
方立天把这叫做"内在道德选择的确立"，很显然，这是一种柔性的统治策略。
不用刀枪棍棒，就靠这些超自然力量的故事，让民众自觉屈从现有秩序。
对调整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稳定，这招确实管用。
这一招还促进了佛道的发展壮大。
寺庙越建越多，和尚道士成群
普通老百姓信宗教，图的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趋福避祸。
刘觉说过，早年做了坏事，晚年信佛就能消除罪孽。
这话听着挺有吸引力，所以很多人既拜佛又敬道，哪个灵就信哪个。
佛道两教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信众布施，寺庙道观能不能发展起来，全看有多少人愿意捐钱捐物。
报应故事在这方面帮了大忙，强化了信众对福报的期待。
你想想，故事里那些布施的人后来都得了好报，谁不想试试？
数据能说明问题，宋仁宗景德年间，全国有25000座寺庙。
到了仁宗末年，这个数字涨到39000座。
英宗治平年间，寺院道观加起来有41200所。
天禧五年统计，僧尼总共458854人，其中僧人397615人，尼姑61239人。
道士道姑也有20337人，道士19606人，女冠731人。
这些数字的增长，报应故事功不可没。
故事越传越广，信众越来越多，布施越来越频繁，寺庙道观自然越建越多。
僧尼道士的队伍也跟着壮大，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这个"良性"是站在宗教发展的角度说的。
除此之外，报应故事对宋代残疾人是真的有大作用。
残疾人的希望与绝望
宋代残疾人的日子不好过。
士大夫阶层的残疾人虽然不愁吃穿，精神上的痛苦却很重。
范纯仁年老失明又被贬谪，写诗自嘲，"门闾俱莫辨，隘陋亦何忧"。
朱熹失明后特别焦虑，担心自己的著作完成不了，他说"一目已盲，其一亦渐昏暗"。
刘恕中风瘫痪，"右手足偏废，伏枕再期，痛苦备至"。
陈宓右手偏瘫，连笔都拿不稳。
僧人庆修失语后，只能流泪，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这些有文化、有地位的人尚且如此，普通残疾人的处境就更惨了。
唐代扶风县有个赵叟，足疾驼背，只能靠乞讨过活。
开封城里残疾乞丐成群，有些人甚至"自折支体"，故意弄残自己好博取同情。
退伍士兵里残疾的也不少，绍兴二十六年四川放归的老残士兵，很多都沦为乞丐。
詹志永坠马致残，被踢出军籍成了乞丐。
李全战伤致残，也被淘汰了，只能"乞于市"。
报应故事给了他们一点心理安慰，故事里说，残疾人只要做善事，就能获得福报，甚至有可能恢复正常。
这种希望虽然渺茫，但总比绝望强。
至少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苦难是有意义的。
但也并不是全是积极作用，这些故事在提供心理慰藉的同时，也给残疾人贴上了道德污点的标签。
报应故事把残疾现象道德化了，你身体有残疾，那肯定是前世或今生做了坏事。
陶仁贵的儿子双目失明，被解释成前世欺诈的报应。
身体残疾成了判断道德水平的标准，这就很要命了。
戈夫曼的污名理论说，有污名的人会被认为不是好人。
《袖中锦》里直接写着，"瞎子、跛子性多毒"。
这种偏见深入人心，残疾人在职业选择上也受到排斥。
比如选乳母的标准里，就明确排除残疾人。
这种歧视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残疾人的生活机会被有效减少，遭受社会排斥和限制。
报应故事在这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报应故事既安抚又压制，对残疾人群体的影响是希望与歧视并存。
它构建了道德信仰，却掩盖了社会公正的缺失。
这种悖论提醒我们，要警惕以道德名义进行的社会控制。
关注弱势群体，不能只给精神麻醉，而要改善他们的真实处境。
传统文化中对残疾人的偏见根源需要反思，建立真正平等、包容的社会环境才是正道。
宋代的这些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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