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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这个朝代，从公元25年刘秀建立政权，一直到建安元年曹操把都城搬到许城，这段时间里杂传的数量突然就多了起来。
西汉那会儿杂传还处于摸索阶段，到了东汉直接增长到三十多种，现在能查到的还有二十六种。
这个变化可不是偶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
品评风气催生的道德书写
东汉末年的政治局面可以说是一团糟。
皇帝昏庸无能，国家大权落到宦官手里，外戚也跟着掺和进来。
面对这种情况，读书人坐不住了，开始公开发表意见，互相品评人物。
这股风气越刮越猛，产生的舆论力量大得惊人。
郭泰这个人就是典型代表，他特别擅长品评人物，给当时海内的士人题品了六十多个。
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后来关于他的杂传就有好几种在流传。
《后汉书》给他立传的时候，专门夸他"识深甄藻"，意思就是眼光独到，善于鉴别人才。
还有许劭和他堂兄许靖搞的"月旦评"，每个月初一就聚在一起品评当代人物的诗文。
这个活动在当时影响力极大，相当于现在的热搜榜单。
通过这种方式，知识分子们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试图净化社会风气。
这跟现在的网络评论平台还真有点像，都是想通过公开讨论来影响社会。
在这种品评风气的推动下，杂传作者们开始有意识地塑造正面人物形象。
东汉初年光武帝大力推崇儒学，建立太学，广招学生。
到了顺帝时期，太学生的数量达到三万多人。
这么多读书人要找出路，可官位就那么些，供大于求的结果就是卖官鬻爵成风。
民间甚至流传着"官就是戴帽狗"的谚语，可见当时官场有多混乱。
文人们察觉到这种黑暗现实后，开始通过杂传来树立榜样。
他们专门写那些德高望重的良吏，用这些正面形象来对抗官场的腐败风气。
这些杂传里充满了儒学思想和伦理美德，作者的道德评判意识非常明确。
与此同时，对专横暴虐的权臣，杂传作者们也毫不留情，《梁冀别传》和《董卓别传》就是代表作。
梁冀这个人在位期间恣意妄为，腰斩侯猛、笞杀袁著，手段凶残。
董卓更是草菅人命，在阳城断头的事件让人记忆深刻，史书评价他"杀人如蚤虱"。
梁冀的奢侈生活也被详细记录下来，他四处征调物资，大兴土木，建造园林，采土筑山，享乐至极。
董卓也不遑多让，僭越使用只有皇帝才能用的车服，乘坐金华青盖的车子，号称"竿摩车"。
梁冀的妻子孙寿更是以权谋私，让一个不识字的宗炘凭借权势当上了太仓令。
作者们在写这些权臣的时候，带着强烈的道德谴责。
他们把社会的失衡、天灾人祸都归因于这些人的专政。
很显然，杂传在这里发挥的是"定罪"功能，要让后人知道这些人做过什么恶事。
艺术手法的全面革新
西汉时期的杂传有个明显的局限，就是传主大多是帝王或者近臣，内容也偏向于追求奇闻异说。
到了东汉，这个局面被彻底打破了。
后妃、官吏、方士、名士等各种类型的人物都开始进入杂传，这种多元化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特色，也丰富了杂传的文学画廊。
传主的选择标准也变得更加明确，主要是那些在社会上有名气、有影响力或者有贡献的人物。
帝王后妃类的杂传像《汉武内传》《洞冥记》，内容上有了新的创作特点。
《洞冥记》专门写汉武帝追求不老之术的故事，还描写了各种异域贡物。
"洞冥"这个词的意思是洞达神仙幽冥，这部作品为后世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端倪。
人物刻画的角度也变得多样起来。
生活化的素材开始被大量运用，《樊英别传》里写樊英答拜婢女的细节，体现出他的正直涵养。
《陈寔别传》里的"梁上君子"故事，展现了陈寔的宽恕仁爱和安民恤民的品质。
这些生活细节让传主的形象变得真实可感。
外貌描写在东汉杂传里也很普遍，梁冀被形容为"鸢肩"，这个词本身就带着鄙视的意味，暗示他相貌丑陋。
孙寿的外貌则被细致描绘，从五官到妆容神态都有交代。
郭泰"仪貌魁梧"，展现出气度不凡。
李郃"长七尺八寸"，身材魁梧，气质独特。
通过这些外貌描写，作者的情感态度也传达出来了。
细节描写的繁复化是东汉杂传的又一个特点，传统的传记散文讲究画龙点睛，一索引千钧，但《汉武内传》《洞冥记》这些作品跟《汉武故事》比起来，明显增加了很多细节描写，画面感十足。
这种写法已经很接近后来的小说笔法了。
从西汉的草创阶段走向成熟探索，东汉杂传为后世传记文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它体现的儒道融合时代精神，丰富的表现手法，拓展的题材边界，都为小说等文体的发展提供了养分。
毫无疑问，东汉杂传的创新精神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份文学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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