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利用“跨国公司”控制韩国的？|日本|李承晚|美国|跨国公司|韩国

美国与历史上那些传统霸权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掌握着极为高明的“远程掌控”手段。这种独特的控制方式让美国得以突破物理距离的限制，在地球另一端牢牢绑定盟友、攫取利益。

美式控制的核心，并非维系传统帝国的关键要素军事，而是通过提供机会与资金，搭配一套高度契合现代跨国公司的控制规则。无论是韩国对美国死心塌地的根本原因，还是朝韩两国当下的巨大差距，其根源都与美国对现代韩国的塑造和扶持密不可分。

如今朝韩两国面积相近，但GDP差距却达两个数量级。从发展水平来看，韩国已成为现代化社会的典型范本，而朝鲜则基本保持着上世纪中后期的发展状态。但朝韩两国并非从一开始就差距显著，甚至从历史视角来看，朝鲜战争结束后，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朝鲜都更具发展潜力。

二战结束前，日本殖民者对朝鲜半岛的开发有着明确分工：北部山区集中了绝大部分重工业设施，南部平原与丘陵地带则以传统农业区和轻工业区为主。同时，1955年前后，金日成通过朝鲜劳动党，建立起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体系。而韩国方面，李承晚政府不仅深陷严重腐败，派系斗争此起彼伏，社会抗议不断，更让韩国的稳定发展成为奢望。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头一二十年里，朝鲜的人均GDP及多项工业指标长期领先于韩国。改变这一格局的，并非韩国所谓的“天降伟人”朴正熙，而是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开启的持续且大规模的对韩援助。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前后，美韩缔结《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在韩驻军为韩国构建了基本的安全环境。随着冷战局势演变，美国在签署该条约后持续对韩投入，首要便是源源不断的现金援助。1953年至1961年，美国向韩国提供了总额近2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资金并非需偿还的贷款，而是直接赠款，规模在当时仅次于对南越的援助。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这27亿美元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直接注入市场以稳定物价，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防范社会动荡；二是直接补充韩国政府预算，避免李承晚政府因资金匮乏而垮台。可以说，美国的直接现金援助是李承晚政府未在50年代覆灭的核心原因。

但仅靠资金无法解决发展问题。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旨在对外粮食援助的《480号公法》，该法案本意是利用美国过剩农产品援助饥荒中的友好国家，同时实现处理国内农业过剩、拓展海外市场、服务冷战外交三大目标。而当这一法案落地韩国后，为其带来了关键发展机遇。

《480号公法》为韩国提供的农产品主要包括小麦、棉花与食糖。这三类物资不仅是维持韩国社会稳定的基本生活资料，更是当时韩国农业的核心产出及轻工业的基础原料。来

自美国的廉价海量农产品，导致韩国土地大幅贬值：一方面极大削弱了地主阶级的势力，为李承晚推行并巩固土地改革筑牢了保障；另一方面，助力韩国依托白糖、面粉、棉花形成的“三白产业”，部分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然而，到了50年代末，摆脱财政危机的李承晚并未专注于经济发展，反而企图借助暂时的经济优势推动“武力统一”，这让美国决心对韩国进行跨国公司式的改造。从传统帝国逻辑来看，李承晚本应是美国不会轻易放弃的盟友——他自幼接受美式教育，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上台完全由美国一手扶持，同时在任职韩国总统期间，极端反共的李承晚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长期保持高度一致。

然而，冷战期间的美国有一个重大的制度优势，就是他们不与盟友的统治阶级站在一起，而是冷酷地用现代公司的方式去评价所有的盟国。在美国眼中，一个盟友是否有价值，与现代跨国公司评价子公司是否有价值的方式如出一辙。在跨国公司总部眼中，一个子公司是否有价值，要看三点：一是子公司能否创造价值；二是这个子公司的运营成本是否过高？三是这个子公司的品牌形象是否损害了总公司的形象。把这三点套入美国对韩国的逻辑中，就能完美地解释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做出的一系列战略选择。

对于美国而言，韩国、日本、西德这些子公司的价值可以是成为资本主义橱窗，也可以是提供军事基地。子公司的运营成本则是美国对其的援助是否持续不断，且没有回报。至于子公司的品牌形象，则是盟友的统治阶级是否在国内横行霸道，损害了美国所标榜的自由世界的形象。把这几个标准套回到李承晚身上：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虽然韩国依然有战略上作为军事前哨的价值，但是这家子公司的运营成本，在李承晚不改变统一策略的前提下，已经变得越来越高昂。同时，李承晚在国内的暴行，尤其是“4·19革命”期间，李承晚政府出动警察和军队武力镇压，让美国“自由世界”的形象遭受了正面破坏。

因此，美国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仅减少了对李承晚的直接支持，甚至在朴正熙的政变中采取了乐见其成的态度。对于美国这样伪装成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有业务的子公司即使亏损，也不是负资产。解决亏损的核心手段是换一个精明能干的CEO。朴正熙就是美国在60年代看中的那个CEO，而他也很清楚自己究竟怎样才能获得母公司的青睐。

朴正熙清楚地意识到，韩国的本质就是美国的一个子公司。他在向美国表达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意愿的同时，首先主动为美国解决分公司之间的矛盾。他一改李承晚时代坚定反日的策略，主动对日释放友善，并在1965年签署《韩日基本条约》。这一条约的签署，短暂结束了日韩敌对的状态。而当时的日本已经是一个举办过奥运会的发达经济体，是美国这个母公司下最成功的子公司。朴正熙的主动示好，让美国也不得不忽略韩国的潜在威胁。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的资本和技术在60年代不断流入韩国。对于美国而言，这相当于用一个分公司的利润，来支持另一个分公司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他们直接投资的压力。

利用日本投资完成进一步工业化之后，朴正熙还开始为自己的韩国子公司寻找新业务。在跨国公司中，子公司大多数没有独立开发新业务的本事，战略层面的问题往往需要总部来解决。朴正熙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将目光投到了美国的全球业务上。60年代末，美国最大的全球业务就是越南战争。于是，朴正熙积极联络美国，主动当起了越南战争的外包工作。通过出卖韩国的军队与劳动力，朴正熙从美国手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并利用这笔资金完成了韩国的工业化。

朴正熙的成功，离不开对韩美关系的精准认知；而朴正熙的落幕，也同他不满足于当一个子公司老大、想通过秘密研究核武器自立门户脱不开关系。在朴正熙死后，从全斗焕至今，所有韩国领导人都清楚，美国与韩国类似于公司结构一样的关系。于是，他们一方面对美国极度顺从，从不挑战总公司权威；另一方面，在美国集团内部不断扩大业务，继续完成韩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当日本这家子公司在八九十年代末试图在工业领域挑战美国的地位时，韩国抓住了这个矛盾，成功从日本手里抢过了半导体芯片、显示面板与造船等业务。

对于美国来说，只要韩国不用核武器挑战自己的容忍底线，那么这个比日本小得多的国家承接再多业务，也只是在给美国这家母公司“打工”而已。因此，美国放纵三星、现代、SK等韩国财阀成为真正的全球巨头，即使他们已经同美国国内的公司构成直接竞争，美国政府对此也乐见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