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奇生深度考证：近代留学生如何影响中国官僚体系走向|北大|唐绍仪|官僚|王奇生|留学

资讯来自；王奇生明清书话北京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深耕中国现代留学史、中华民国史、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等领域，学术成果扎实，观点极具洞见。

本文原题《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官僚政治》，原载《历史档案》（CSSCI、北大核心，正式期刊）1991年第1期，页码105-110；后全文收入专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ISBN：753510899X，为正式出版物。

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官僚政治

文|王奇生

一、留学生与晚清政权

近代中国留学生的正式派遣，始于19世纪70年代。然而甲午以前，社会风气尚闭塞保守，国人虚骄自大的心态犹未消泯，留学之事不为社会所重视。其次，在旧派士大夫看来，留学生久居“番邦”，其心必异，不足替朝廷效命。

此外，早期留学生多习数学、机械、采矿、海军等学科，这在传统士大夫眼中，不过“奇技淫巧”，乃士人学子所耻为。其时庆亲王奕助反对给留学生以出身，其理由即为“进士头衔，何等尊贵，只宜授给‘读书人’。”所谓“读书人”，是指精通四书五经和会写八股文的传统士子。可见在科举制度下，留学生竟被排除在正统读书人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回国留学生自身也有一种强烈的“局外人”的自卑感，严复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严复自1879年留欧归国后，至甲午以前，曾两次应考福建乡试，两次应考顺天乡试，然皆名落孙山。

严复

对一个传统士子而言，屡试屡败本属常事，但对一名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留学生而言，屡败屡试则颇堪深思。这并不是说科场失利是严复才智欠佳的表现，或当作他忽视中文学习的证明，而只能说明在传统科举制度下，早期回国留学生的悲惨遭遇。

真正的转机是甲午战争。甲午一战，清朝上层统治者中的开明分子，从惨败中认识到日本的成功在于善于汲取西洋文明所致。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合奏，“拟请明定章程，自今日起，三年以后，凡官阶、资序、才品，可以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官、放道员等，必须曾经出洋留学一次，或三年或一年均可。凡未经出洋者，不得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官、放道员”。以留学与否作为升迁的条件，表明传统的官僚人才选拔机制已开始松动。

同年，张之洞又奏拟《鼓励留学生出洋章程》。章程规定，视留学生所学等差，分别给以官阶奖励。在国外高等学堂3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在国外大学预科毕业得有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在国外大学毕业得有学士学位者，给以翰林出身；得有博士学位者，除给以翰林出身外，并予以翰林升阶。然后依出身授以相当官职。第一次正式规定给留学出身与科举出身以同等地位，形成官僚人才选拔的双轨体制。

由于庚子以后，新政需才孔急，张之洞等犹恐留学生在国外学习需时，不能应急需；而且考虑到出洋留学生“多年少未学、不明事理之人，于时局实在情形，办理艰难之故，毫无阅历”；因此1903年又奏鼓励官绅出洋游历留学。他认为“已入仕之人，类多读书明理，循分守法……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门考察，遇事咨询……则实属有益无弊，其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自此，官绅出国游历留学者甚多。但由于漫无资格限制，流品过杂，成效不彰。

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与此同时，规定以后每年8月举行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依考试等第，分别给予出身录用。从此，留学生毕业考试取代科举考试成为新的官僚选拔方式。

此后七年间，先后举行此项考试不下七八次，比科举时代的三年一比，尚超出数倍。考试方式与科举制迥异，在中国实属创举。第一，检验留学毕业文凭；第二，考试中外文字；第三，测验专业成绩。从考试形式及内容来看，完全是一种现代式的学业考试。但清廷又依旧例，给以传统功名。于是出现了所谓“牙科进士"、“工科举人”等不伦不类的名称。尽管如此，以留学生回国考试取代科举制，仍然是一大进步。

众所周知，隋唐以来，科举制是支撑中国官僚政治的一大杠杆。封建社会里，所需之才是饱读经书的“通才”。以四书为内容以八股为形式的科举制正适应了这一需要。

但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下，社会需要的是解脱危机，适应时变的人才亦，即懂西学通西艺的新型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势下，科举制已发生功能上的失调，而留学生正适应了这一需要。其时，中央各部为举办新政，争相延聘回国留学生。学者，分至民政部、吏部、法部、度支部、外交部等；学工商者，分至农工商部、邮传部等。

不仅如此，地方各省督抚也急需一批既通“洋务”，又能为他们所用的新型人才。他们可以借此增加自己的工作成绩，巩固自己的权位，提高自己的声望。据1908年清朝学部申称，有很多留学生回国后，行李尚未打开，即已被罗致。由于旧有的官僚队伍已不适应新政的需要，而国内学堂刚刚兴办，缓不济急，而且“学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学之易而优”，故留学生成了新旧官僚政治推荡接续时期的过渡群体。

据统计，在1909年成立的谘议局和1910年成立的参政院的1600余名议员中，新型知识分子约占20%，其中不少是留学出身。在科举制度废除不过四五年的时间里，传统士子被回国留学生所取代的速度如此之快，外国学校的学位和毕业证书似乎成了取得高位的手段。

《亚洲近事：中国留学生》，《知新报》（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留学生入仕，以“洋进士”取代“土进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运行机制。留学生在国外所受的专业科技训练，使他们与中国传统官吏迥然不同。后者赖以“治国平天下”者只是孔教诗文，选拔官吏的科举考试不过是一种文学测验。其次留学生大都身体力行，勇于任事，敬业乐群，也与暮气沉沉的士大夫习气大相径庭。

像这样一批掌握现代知识技能的新型人才入仕，如同为旧的官僚政治系统输入新鲜血液，理应促进传统官僚政治的良性循环。但却不然，20世纪初年的晚清政权，已如一具老朽的躯壳，给这样一具躯壳打强心针，非但不能使之活化，相反，老朽的躯壳因承受不了外来新鲜血液的循环而加速僵亡。留学生入仕，其学识禀赋虽使他们很快崭露头角，但在茫茫的晚清官海中，他们毕竟是少数。

虽然中国传统官僚集团因时势所迫，不得不赋予他们一些管理国家的重要职务，但最终对这批新进之士是投以不屑和怀疑的目光，也从未减少对他们的敌意和排斥。因而他们在摇摇欲坠的晚清官场中倍感孤立和失望。其次，留学生与传统官僚机制不相谐调，也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在清末入仕的留学生中，除少数在铁路、矿业和电报等新兴领域中稍展所长外，大半仍操“等因奉此”的旧业。当时即有人指责：“以专门实业之士，充文学侍从之臣，责以撰文之任，所习非所用。”这无疑是一种人才的巨大浪费！在此种情势下，传统官僚政治的弊端日趋暴露。

再次，留学生在国外，直接或间接受到西方自由民权等思想的薰染。这种薰染最终导致他们与传统政治疏离。清末自日本训练的一批留学生成为反清革命的中坚力量；而自欧美训练的一批留学生，即使在晚清政府中已有相当职位者，也间接成为清廷的异己力量。

武昌起义时，袁世凯派往武汉、上海与南方民军谈判的首席代表唐绍仪及其随从蔡廷幹、容尚谦等，均是早期留美出身。而南方民军代表又是留英出身的伍廷芳。正是在这几位西化的中国政治家手中，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命运。

唐绍仪作为清廷及袁世凯的代表，在谈判中却倾向民军。他不停地向袁世凯发电，强调清廷已无可救药，全国人心主张改变国体，清帝逊位乃大势所趋。在如此电报攻势下，袁世凯终于接受了唐的建议。“时人评唐直似南方民军之代表焉”。

晚清政权为图苟存，废科举，兴学校，举办新政，奖励游学，甚至将科举时代对传统士子的三年一比改为对归国学子的一年一试，清廷将大批新型人才充入旧的官僚系统，原想促进官僚系统的新陈代谢，然而事实发展的结果，反而从内部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加速其覆亡。这也是清廷所始料未及。

二、留学生与北洋政权

清朝倾覆，民国肇建。国体政制除旧布新，官僚系统首当其冲。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宋教仁即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所谓革命党，其中大半为留日学生。在有传可考的328名革命党人中，留日出身者达285人。留日学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决定了他们在民初政坛上的地位。民国二年国会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在选出的50名委员中，留日学生竟占了41名。

可惜好景不长。袁世凯上台后，首先排斥革命党人，安插自己的亲信僚属。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同盟会员很快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官僚所取代。不过，在这批北洋官僚中，并非青一色的满清遗老，不少是清末入仕的归国留学生。如梁如浩、唐绍仪、蔡绍坚、关仲贤、林沛泉、周长龄等。这与袁世凯早年驻节朝鲜有关。袁世凯驻节朝鲜时，为了更好地统治朝鲜，需要一批明瞭世界大势和具有西方知识的新型人才佐治。于是一批早期留学归国人员入其幕府。

此后，袁世凯编练新军，扩充实力，又罗致了一批回国留学生，凡年轻的官员跟随一位封疆大吏，后者的荣升，前者随之高就。北洋官僚中一批留学出身者大都如此。随着袁世凯的步步高升，他们也因缘附会，青云直上。

以北洋政府第一届内阁为例，在12名内阁阁员中，留学出身者多达10人，其中唐绍仪、施肇基、王宠惠、段祺瑞、刘冠英等，皆属“北洋旧僚”；只有陈其美、宋教仁和蔡元培等属于“革命党”。

在民初政府中任职的留学生，除属革命党和北洋旧僚者外，还有一批新进之士。早在1908年唐绍仪使团访美时，袁世凯曾委托他物色有为的留美青年，以便介绍他们回国任职。唐使美期间，曾挑选40位中国留美学生在华盛顿作客10天，表示中国急需经过训练、受过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批留美学生中不少被邀回国参加袁世凯政府中的工作。顾维钧便是其中之一。顾尚在撰写博士论文之际，即被邀回国任总统府的英文秘书。顾在回忆录中称：“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国外回来，便受到这样的殊遇，实在是令人感到荣耀的事。”

其时，一批留学生看到国内政局新旧交替，认为是从政良机，纷纷归国，而且多欲从事行政官吏。袁世凯尽管在机枢要位上安插其僚属，但近代化的潮流却是不可阻遏地在推进中，整个官僚队伍不得不作重大调整。

据民国二年公布的《文官任用法施行草案》规定，无论是简任、荐任，还是委任文官，其资格均须国内外大学、专门学校和中等学校毕业者。由于民初留学生在人数、声价等方面均比国内学生优越，故发生巨大影响力的是这一批留学生。

《京师近事：奏定留学生章程》，《北洋官报》（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就民初国家的需要来说，留学生的数量尚供不应求，因而几乎普遍地被吸收进入政界及实业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给予了留学生平步青云的机会。据1915年2月《北洋公报》记载，在249名报考文官的留学生中，一次录取151人。其中“超等”分发至中央各部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任用；“甲等”和“乙等”分发至中央各部学习一至二年后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任用；“丙等”则分发至各省委任相当各职。由是观之，民初留学生大半留京供职，咸集都下，末等才分至各省。难怪时人感叹留学生是社会的宠儿。

袁世凯死后，中国转入军阀割据的状态。国内政局的混乱，使民初留学生“从政热”有所转冷。不少留学生重新思考出路。有的跟随孙中山再度流亡海外；有的谋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也有的转化为另一重政治知觉机能，即以办报、组党、建立政治团体等方式，尝试在政治权力外围组建“压力集团”，进行舆论干政；还有的谋求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如胡适1917年留美归国时，看到国内的状况，即“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命的基础”。

不过，即使在五四以后，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观念，仍被不少知识分子视为圭臬。“学而优则仕”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出路。每年留学生归国，总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源源补充官僚队伍。

三、留学生与民国政府

20年代中期以后，留学生从政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在清末民初，政治权力结构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知识分子自身也处于由传统士绅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形嬗变之中。在此种情势下，留学生靠着仅用四五年的心血换来的一些起码的西方知识，就可以待价而沽，往往学成归国便轻致显要。

进入20年代中期以后，旧有的官僚系统已基本饱和，而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尤其是国内学校毕业的学生的竞争增强。1922年新学制公布后，专科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大学数量骤增。民国元年国内大学仅有4所，1923年增至24所，至1926年多达56所。大学数量的剧增，也意味着学生人数的猛涨。1925年国内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2万余人。尽管此时国内学生的声价仍不如留学生，但已打破过去留学生垄断官场的格局。

其次，2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国民党政权的留学生，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们多为早年留学回国，军阀时代隐身社会及教育界，现在学有所成，大半是大学教授或研究所的研究员。国民党政权与晚清、北洋政权有所不同，它标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声称废除不平等条约，高唱统一，阔谈建设，这对一些缺乏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迷惑力。何况知识分子队伍中本有一批投机分子和热衷于利禄之辈。

不过国民党政权是以党治国，权力机构控制在该党党员之手，它不象民初那样急需向社会罗致人才。因此一般刚回国的留学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很难直接进入国民党高层官僚权力机构。但国民党政权建立未久，为装潢门面，仍希望借有名望的文人学者点缀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因此，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相继被吸收参加国民党政府，并任较高的职务。

《上海各机关团体欢送中央党部考派留学生情形》，《中国大观图画年鉴》（图源：全国报刊索引）

至30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系统本已趋于饱和，但由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在此种情势下，国民党为摆脱困境，挽回国势人心，1936年又邀请一批“学养优越”的名流学者参政议政。

抗战时期，不少声势显赫的军人，也拉拢一批知识分子，或借以附庸风雅，或借此自壮声势。如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等，均罗致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军中的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一时间，知识分子受到“最高当局”和显赫军人的“优渥”和“宠遇”。“学人从政”几乎成了时髦，教育界一度出现“才荒”。

由于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弃学从政，因此20年代中期以后，刚回国的留学生不易谋得较高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留学生乃以从教作为猎官之阶。由于当时大学教授的资格比较随便，“但凭留学资格即可取得大学教授的地位”，以大学教授资格进入政界，自然比刚回国的留学生容易谋得较高的职位。因此，“留学生返国之初，往往以在大学教书为进身之阶。有学识与能力的，学而优则仕；无学识与能力的，亦学而劣则仕”。

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民党政权，国民党官僚群体的知识构成，与晚清北洋相比，又有新的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1949年的20余年间，共出现过13届内阁。13届内阁阁员(行政院正副院长、各部部长)除去复任者外，共计109人。与北洋时期相比，国民政府内阁阁员的学历结构中，传统功名出身者日渐式微。科举制废止后，士绅阶级不再有继起者。虽然直至最后一代士绅凋残老死，其影响力尚持续了一段时期，但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影响甚小。另外，留学出身者增加。北洋时期留学约占有出身人数(不明者除外)的54.4%，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达70%。

在晚清与北洋政权中，留日学生占有很大优势。五四以后，留学欧美者逐渐增加，由于他们的学识与声誉均在留日学生之上，故很快在政治上得势。

四、近代留学生从政的得失

从教与从政，是近代归国留学生的两大出路。晚清以来，有多少留学生进入政界，我们虽然难以确知，但留学生取代传统士子成为政治参与群体，给中国官僚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行政能力的提高。在科举制度下所选拔的官吏，除孔教诗文外，谈不上有其他学识和能力；而受过现代西方教育的留学生则迥然不同。他们不仅具备较高的学识和禀赋，而且受过某些方面的专业训练。虽然不一定都有政治经验，但一般说来，大都身体力行，勇于任事，具有较高的行政管理能力。

在近代“留学生官吏”中，除一部分成为政权的“智囊”人物和佐臣，扮演着“通人”角色外，还有不少人担任外交、实业、文教和科技等专门领域的行政职务。这些领域，虽然实权有限，但能展其所长，发挥专家治国的职能，对近代中国政治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蔡元培、蒋梦麟在教育界，翁文灏、凌鸿勋在实业界，颜惠庆、顾维钧在外交界等，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然，近代以来，由于留学生群趋政界，人多难免贤劣。早在1920年蔡元培就曾指出，一些留学生进入政界后，腐败一如旧官僚，加之学得外国钻营的新法，就变为“双料官僚”了。这种中西合璧的官僚习气确在不少“留学生官吏”身上存在着。

第二，思想、信仰与价值的多元取向。科举取士，以八股为形式，以四书五经为内容。儒家学说成为传统士大夫普遍认同的思想信仰，也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的理论支柱。

科举废止后，新型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接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的薰染。他们基于各人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思想认识，而持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