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20日，陪都重庆被云雾罩得灰蒙蒙。蒋介石刚从作战会议里挤出身子，桌上就摆着一摞急电，其中一封来自上海法租界，说唐绍仪仍拒绝转移。蒋介石皱眉，“这位老总理到底想干什么？”一句自语，被陈布雷听得真切。

唐绍仪此刻在上海的生活截然不同。清早，他照例拄着柺杖踱进杏花楼，喊上一碗人参汤，嘴里还嚷着要热一点。身边侍者劝他动身去香港，他摆手：“去香港没书看，哪有沪上热闹。”短短一句，把七十六岁的顽固展现得淋漓尽致。

蒋介石与唐绍仪早年并无深仇大恨。1928年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急需“长者”装点门面，蒋两次请唐出山。唐自视甚高，先是客气谢绝，转身却跑到粤桂滇一带串门，鼓噪“逼蒋下野”，这一折腾，让蒋介石心里添了根倒刺。

时间很快推到1931年“九一八”。蒋介石想借美国人牵制日本，找到唐绍仪，希望他利用留美人脉去华府周旋。唐口头答应得利落，却要先预拨几十万美元“活动经费”。蒋拍案而起，暗自揣摩：老唐这是卖人情还是明码标价？

全面抗战爆发，淞沪沦陷。上海滩灯火阑珊，背后却是铁蹄声声。政要名流纷纷西迁，连向来恋沪的杜月笙都卷着箱笼赶去香港。唐绍仪却仍住在女儿家的石库门里，看古董、饮茗茶，日子过得像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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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务机关没放过这块肥肉。土肥原贤二提出“南唐北吴”计划，用吴佩孚坐镇北平，用唐绍仪主持江南伪政权，表面冠冕堂皇，实则分化抗战。唐虽心动，却不敢一步踏进深渊，想来一出“调停”大戏，从中牵线捞声望。

蒋介石得到密报后，先礼后兵。他授意陈布雷草拟劝唐转移重庆的信件，语气里全是善意与尊崇。信件寄到法租界，不到一天便被退回，理由只有四字：不便远行。蒋沉住气，再写一封，附上“国府资政”聘书，仍被原封退回。第三封信亲笔落款，连邮袋都没拆就被送还。三击皆空，蒋介石怒火中烧。

12月初，军统局长戴笠被召进官邸。蒋放下手中玳瑁烟斗，眼神阴冷：“此人逢迎倭寇，若再留之，贻害无穷。”戴笠会意，领命而去。命令简短，却不容置疑——人要毙，声不得扬。

戴笠挑了上海特区区长周伟龙和副区长赵理君，这两位都是刺杀“老手”。他们先摸清唐府防守：屋外有安南巡捕，屋内雇着四名白俄保镖，正面硬闯风险太高。巧的是，情报员谢治磐得知唐嗜古董如命，几人便打起“古玩局”。

第一步，真带一只元青花登门试水，唐绍仪眼睛直放光，连连叫好。第二步，约定九月三十日上午再看“南宋御制花瓶”。这日，赵理君戴礼帽、着长袍，携王兴国、李阿大以及谢治磐乘车抵宅。巡捕例行搜身，因上次已有印象，只是拍了拍外套便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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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唐绍仪用放大镜打量花瓶，嘴里啧啧称奇。他伸手摸了摸桌面，发现没火柴，就吩咐仆人去后院取。门一合，只剩五人。李阿大从盒底抽出短斧，几记猛劈，唐应声倒地。赵理君佯装作别，高喊：“唐总理慢走！”一边替他“关门”，一边悠然退出。

车子早调好头，油门轰响，直奔宁波路口。等仆人惊呼，外头只剩尾气味。法租界巡捕虽记下车牌，却百般追查无果。当天傍晚，广慈医院布告：唐绍仪因重伤不治，享年七十六岁。

消息传到重庆，不少元老拍案惊诧，质疑“幕后黑手”。蒋介石对外发去唁电，措辞隆重；对内却在日记写下八个字：“革命党除一大奸。”同时批示财政部拨付治丧费五千元，以示“抚慰”，真相则被厚厚档案尘封。

从此，“南唐”计划胎死腹中，日本人只得扶汪精卫走台前。军统档案里，上海特区当月支出被标注“特别行动费”，金额仅三百元，足见戴笠行事之干脆。

唐绍仪一生跨越清末与民国，多次站在历史转折点，却最终死于政治算计和个人虚荣的纠葛。不少史家叹息，这位昔日民国首任总理，若能识时务，或许能善终；可惜年过古稀仍恋声色，终在法租界留下一地血迹。历数往昔旧事，阴晴几度，如同剧本——台词精彩，收场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