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的核心岗位人选，每一个都关乎国家根基，政务院总理这一位置，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时党内党外、军内军外，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这个位置只能是周恩来，没有第二个人选。不是刻意安排，也不是论资排辈，而是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他身上具备的三个不可替代的硬核条件，换任何一个人，都撑不起开国之初的复杂局面，更坐不稳这个总理的位置。

从建党初期到建国前夕，周恩来几乎全程参与党的核心工作，而且长期负责具体的行政统筹、组织协调、后勤保障，是党内公认的“大管家”。大革命时期，他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在军校建立起规范的政治工作制度，把政治教育、组织建设落到实处，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南昌起义时，他作为前委书记，统筹起义的全部组织、指挥、后勤事宜，把多方整合的武装力量凝聚起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进入中央苏区，他参与苏区的政权建设、财政统筹与人事安排，梳理根据地行政事务，保障红军的物资供给、地方治理和群众动员工作有序推进。长征路上，他参与核心军事决策，协调各路部队的行军作战与转移部署，保障中央机关安全行进，处理途中无数突发的琐碎又关键的事务，全程坚守在协调统筹的岗位上。

第二重条件，是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阶层都拥有无派系、无争议的威望，是当时唯一能凝聚各方力量的核心人物。中国革命一路走来，党内有不同的工作战线，军队有各个野战军体系，党外还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各方背景不同、诉求不同，开国之初组建联合政府，必须有一个能让各方都信服、都愿意配合的领头人。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局势极度混乱，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东北军、西北军各有考量，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是他亲赴西安，居中调停斡旋，兼顾各方利益与民族大义，最终推动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扫清了关键障碍。重庆谈判期间，他陪同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全程负责谈判细节磋商、我方人员安全保障、国内舆论引导，面对国民党的刻意刁难与反复试探，坚守底线又灵活周旋，既维护了党的核心利益，也赢得了国内各界与国际舆论的普遍尊重。

筹备新政协阶段，他亲自登门拜访各派民主人士，逐一沟通诉求，兼顾历史贡献与现实布局，安排李书城等多位党外人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部长，最大限度兼顾各方代表性，让历经旧中国的各界爱国人士都愿意投身新中国建设。他在党内始终以大局为重，不拉小圈子、不搞派系，对待不同出身、不同经历的同志一视同仁，处理内部分歧始终以革命事业为先，各大野战军、党内各工作系统，对他都心悦诚服。开国之初百废待兴，人事、财政、地方治理处处都是矛盾，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分歧，只有他能居中调和，把四面八方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这份凝聚力，是当时党内其他同志都不具备的。

第三重条件，是他拥有长期成熟的统战与外事工作经验，是建国初期唯一能扛起外交与统一战线全局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时，国际环境严峻，西方阵营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封锁政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主要的合作力量，同时还要争取更多国际友好力量，国内则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民族、海外侨胞，统战和外交是开国阶段的重中之重。早在抗战时期，他就与美、英、苏等国的驻华外交官、记者、援华团体长期接触，熟悉国际交往规则，积累了大量对外沟通的实战经验，为党争取国际援助与正面舆论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任外交部长，亲手搭建新中国的外交体系，制定基础外交政策，从建交谈判到国际多边沟通，从双边关系维护到突破外部封锁，都亲自主持推进。

国内统一战线工作，他深耕二十余年，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第二次合作，从解放区统战到新中国多党合作，他清楚各个社会阶层的诉求，懂得如何团结、引导、合作，把党外爱国力量牢牢团结在中央周围。没有长期一线的外事实操经验，没有深厚的统战工作根基，开国之初的外部封锁困局、内部团结问题，根本无法平稳应对，而这两项重任，当时只有周恩来能够全盘扛起。

这三个条件，不是虚浮的资历，而是开国总理必须具备的履职根基。能落地政务的实操经验，能凝聚人心的团结能力，能应对内外变局的统战外交实力，放在1949年的中国，换任何一位同志，要么缺少数十年一线政务的统筹功底，要么缺少兼容各方的威望，要么缺少应对复杂国际国内局面的经验，根本撑不起这个千头万绪、步步艰难的位置。

后人总觉得周恩来当开国总理是顺理成章，可只有放回当年的历史处境里才懂，这不是安排，不是偏爱，是历史和人民共同选出的唯一答案。他一生扎根岗位，为国家建设耗尽心力，从开国奠基到民生政务，始终守在一线，这样的人，担得起开国总理的重任，也被老百姓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