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南京。蒋介石看着满堂“国大代表”，气得手抖，在日记里憋出一句极狠的脏话：“这批不自重的淫棍！”他骂的不是外人，正是他千挑万选出来的“民主精英”。
门外，河南饥民正在卖儿卖女，一袋粮食换一条命；门内，代表们却把夫子庙变成了红灯区，把制宪会议开成了“酒肉嘉年华”。这不是民主的盛会，而是民国的一场丧事喜办。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帮孙子是真饿啊
1947年的南京，空气里飘的不是火药味，是脂粉味和鸭血粉丝汤的香气。
前线，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国民党的防线像纸糊的一样被捅穿；后方，南京城里的“国大代表”们却忙着另一场“战役”——抢座位、抢包厢、抢头牌。
那几个月，南京夫子庙彻底疯了。六华春、卞氏饭庄、老万全这些老字号，门口停满了挂着“国大”证件的黑色轿车。
候选人一天要赶七八场饭局，比赶场子唱戏的还忙。桌子上摆的什么？鱼翅、海参、鲍鱼，全是硬菜。那时候法币贬值，老百姓拿麻袋装钱买米，但这帮人吃起公款来，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更荒诞的是晚上的节目。
为了伺候好这帮“民意代表”，南京的娱乐场所火力全开。舞厅设在二楼，“酒池肉林”直接开到了三楼。酒家女工都不叫服务员了，改口叫“宴会助理”，听着洋气，干的还是皮肉生意。
这其中出了个名场面。有个叫“雅云”的交际花，号称“会场头牌”。在满座宾客面前，她竟然一手撩起监察院长于右任的美髯，另一只手把一杯绍兴黄酒直接灌进这位“党国元老”的嘴里。
若是换个朝代，这叫大不敬。但在当晚，全场哄堂大笑，于右任擦擦嘴，非但没发火，还乐呵呵地给这姑娘写了一副亲笔春联。
体面？不存在的。
在酒精和荷尔蒙的刺激下，国民党的“法统”尊严，被一个交际花按在酒桌上摩擦。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听汇报，听到的全是这种烂事。他想不通，自己标榜的“宪政”，怎么就演变成了一场大型嫖宿现场。
票是买来的，进京当然得把本钱“吃”回来
为什么这帮人如此下作？因为他们压根就不是去开会的，他们是去“回本”的。
所谓的“国大代表”，底色早就烂透了。翻开名单，全是土豪劣绅、帮会头目、投机商人和暴发户。
当时的选举就是一场生意。金条开路，法币铺底。谁出钱多，谁就是代表。既然代表资格是买来的，那到了南京，吃你的、喝你的、玩你的，在他们眼里是天经地义的商业逻辑。
再加上1947年那种“末世心态”。虽然金圆券还得等几个月才崩盘，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国民党这艘破船快沉了。
这种绝望感转化成了变态的消费欲。既然明天可能就变天，今天手里的权力和钞票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他们拿着国民政府发的“出席费”，在秦淮河畔夜夜笙歌，把这一辈子的福都在这几个月享完了。
这场闹剧烂到什么程度？连国民党内部的人都看不下去。
有一个天津代表，实在受不了这种乌烟瘴气，直接抬着一口棺材堵在了国民大会堂门口。他要死谏，要抗议选举不公，要抗议贪腐横行。
这一幕极具黑色幽默：一边是灵堂般的死谏，一边是秦淮河的艳舞。一口黑棺材，成了这场“民主大戏”最刺眼的注脚。
蒋介石看着这一幕，心里比谁都苦。他骂“淫棍”，骂“无耻”，本质上是一种无能狂怒。
他既不能抓人——因为这些人名义上是“民选”的，抓了就是破坏宪政；他又管不住——因为整个官僚系统的毛细血管里，流的都是贪婪的血。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群政治流氓，打着拥护他的旗号，把他的江山一点点吃垮、玩崩。
一边是“三大纪律”，一边是“四大皆空”，这仗还怎么打？
最讽刺的对比，不在南京城内，而在城外。
1947年的中国，是地狱和天堂的割裂。
就在代表们享用“一人一桌一席位”的豪华大餐时，黄河花园口决堤的后遗症正在爆发，河南、山东一带饿殍遍野。
史料记载，那时候一袋粮食就能换走一个大活人。前线的国军士兵衣衫褴褛，在大雪里瑟瑟发抖，而后方的代表们却穿着洋装，搂着“宴会助理”跳贴面舞。
这种阶级撕裂，比机枪大炮更杀人。
而此时的共产党在干什么？1947年，解放军正在执行最严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在解放区，干部和士兵吃一锅饭，穿一样的补丁衣服。
一边是“不自重的淫棍”，一边是钢铁般的战士。这仗还用打吗？胜负在饭桌上就已经分出来了。
蒋介石骂出“淫棍”那两个字时，其实已经预感到了结局。一个政权，如果连它的核心精英阶层都沦为了下半身的奴隶，那它就不再拥有任何政治合法性。
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懂复杂的宪法条文，但他们看得到谁在吃肉，谁在喝血。
南京这场历时数月的“国宴嘉年华”，花光了国库最后的家底，也透支了民国最后的一点气数。
当代表们心满意足地抹着嘴角的油水离开南京时，他们并不知道，民国的丧钟已经敲响。一年多后，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彻底终结了这个由“淫棍”和买办堆砌起来的腐朽王朝。
蒋介石的那句骂，成了民国的一句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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