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扬州那边出了件稀罕事。

在一个关押犯人的院子门口,被一群穿着粗布衣服的老百姓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帮人平时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今儿个聚在一块堆儿,竟然是为了给里面关着的一个“阶下囚”求情。

按理说,这事儿在那年头简直不可思议。

里面关着的那位,成分可不低,是个实打实的地主。

那时候土改搞得正热火朝天,像这种身份的人,通常都是被拉出来批斗的对象,在大家伙眼里那就是吸血的“剥削者”。

可偏偏这回变了天。

这个名叫郭良知的地主前脚刚被抓进去,后脚十里八乡的乡亲们不光没拍手叫好,反倒联名写信,甚至有人直接跑到政府大门口长跪不起,铁了心要把他保出来。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消息传出去没多久,一位在外地任职的共产党干部听说了,当场就把手里的活儿全撂下,火急火燎地往扬州赶。

到了地方,这位干部二话不说冲进政府大院,要给这个地主作担保。

赶回来的这位干部叫朱玉和。

这一切的根源,得把日历翻回到1947年9月,回到那场虽不见硝烟、却惊心动魄的较量中去。

那地方虽没千军万马厮杀的场面,但对郭良知而言,那一刻,他可是把全家老小的性命都摆上了赌桌。

1947年的形势,对国民党方面来说,早就乱成了一锅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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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后,本想着能速战速决,谁知道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打越少。

为了填补兵源窟窿、控制地方局面,国民党捣鼓出了一个臭名远扬的组织——“还乡团”。

这是个啥性质的玩意儿?

说白了,就是把那些从解放区跑出来的恶霸地主、流氓混混重新发枪武装起来,让他们回老家搞“反攻倒算”。

这简直就是把一群饿狼放回了羊圈,还给狼发了武器。

扬州月塘乡那边的“还乡团”头子叫赵元和。

这人是个典型的投机倒把分子,心黑手狠。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正规军管不到的犄角旮旯,就是他的地盘;抓的地下党越多,他往上头请赏的本钱就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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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7年9月,赵元和还真让他逮着了一条“大鱼”。

这条鱼不是别人,正是朱玉和——当地农会的会长,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抓人的场面根本没啥悬念。

面对一群荷枪实弹的还乡团暴徒,朱玉和被捆得像个粽子,当场就被打得皮开肉绽。

赵元和的想法简单粗暴:往死里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把地下党的名单吐出来。

这一幕惨剧,正好被在田埂上干活的郭良知瞧了个正着。

是装聋作哑还是挺身而出?

这会儿,摆在郭良知面前的路,其实就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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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路:装瞎。

这是最理智的活法。

他是地主,虽说平时待人不薄,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保命才是人的本能。

只要扭头就走,回家把门一关,火怎么也烧不到他身上。

第二条路:求情。

这是下下策。

赵元和这种亡命之徒,杀红了眼连自己人都敢咬,一个没权没势的地主跑去求情,弄不好就被当成同伙一块儿抓了。

第三条路:硬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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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做旁人,哪怕是胆子大的,估计也选第一条路了。

可郭良知偏偏选了第三条。

咋想的?

这里头有两层道理。

头一层是良心。

郭良知虽生在富贵窝里,但也读过几年圣贤书,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清楚国民党打内战是不得人心,也明白共产党那是真心实意为穷人办事。

朱玉和是个公认的大好人,让他眼睁睁看着好人送命,他心里那个坎儿过不去。

第二层,也是更关键的一点,是他对自己手里“筹码”的盘算。

他敢赌这一把,倒不是因为胆儿肥,而是因为他手里攥着两张“王牌”。

他亲弟弟郭良涛,那是县里的参议员;他亲侄子,是一乡之长。

在国民党那个烂透了的体系里,法律可能就是张废纸,但“关系”那是真金白银。

这张关系网,就是郭良知敢于冒险的护身符。

机会来得快,去得也快。

就在赵元和抓了人正得意忘形的时候,他在田埂上瞧见了郭良知的一个远房堂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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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和为了显摆自己的威风,特意跑过去跟那位堂哥吹嘘自己今天的“战绩”。

这中间隔着几十米地,也就那么几分钟的空档。

郭良知没磨叽。

他瞅准赵元和聊得正起劲,背对着这边,猫着腰悄悄摸到朱玉和身边,三下五除二就把绳子给解了。

这下子,被救的朱玉和反倒犹豫了。

“不行啊,我要是一跑,他们肯定得拿你是问,这么大的罪责我不能让你背啊!”

这话是大实话。

犯人跑了,看守还在,这笔账肯定得算在郭良知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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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知当时就回了一句:“哎呀,你把心放肚子里,他们不敢动我,你赶紧跑你的!”

这不是盲目托大,这是他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做出的快速决断——先让人跑路,剩下的烂摊子,他拿自己的“身份”来顶。

朱玉和撒腿跑了。

等人影都没了,赵元和那边的牛皮也吹完了。

回头一瞅,人没了。

现场统共就三个人:赵元和、堂哥、郭良知。

赵元和一直跟堂哥在一块儿,那放跑犯人的除了郭良知还能有谁?

赵元和当时就炸了庙,冲过来就要兴师问罪:“你小子,胆儿肥了敢放走朱玉和,我看你怕是早就跟他们‘穿一条裤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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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儿,才是最考验心理素质的时候。

要是郭良知稍微露出一丁点儿胆怯,或者试图解释求饶,赵元和绝对会立马把他抓起来大刑伺候。

在那个乱世,先斩后奏的冤死鬼多了去了。

郭良知选了一招“反客为主”。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和气急败坏的赵元和,他先是装傻充愣:“你说啥呢?

我一直在地里干活,你自己没看住人,丢了犯人赖我身上干啥?”

赵元和根本不吃这一套,因为逻辑上讲不通,除了郭良知没别人。

他要把人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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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赵元和要动粗的一刹那,郭良知甩出了他的底牌。

他没求饶,反而把嗓门提了八度,指着鼻子骂道:“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你知道我弟弟是谁吗?

说出来吓死你!”

这句话,不偏不倚正好戳中了赵元和的软肋。

赵元和这种货色,欺软怕硬那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他在乡里横行霸道,靠的是上头的默许。

真要是得罪了比他更有权势的大人物,他的下场比谁都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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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良知的弟弟是县参议员,侄子是乡长。

这两座大山压下来,赵元和那点“还乡团”的威风瞬间就灭了火。

他愣在原地,手里的枪也垂了下来。

原本想好的狠话,一句也憋不出来。

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了,满脑子想着回去怎么编瞎话交代任务失败的事。

瞅着赵元和走远了,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郭良知,瞬间像被抽了筋似的,一屁股瘫在地上,冷汗把后背心都湿透了。

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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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那会儿,只要赵元和是个二愣子,不管不顾地扣动扳机,郭良知这会儿早就去见阎王了。

所谓的“弟弟是参议员”,那是活人用的护身符,死人是用不上的。

他在赌,赌赵元和是个怕丢官的俗人,赌国民党官僚体系的腐败能压过特务机构的残暴。

好在他赌赢了。

但这事还没完。

赵元和越想越窝火,煮熟的鸭子飞了,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他不敢直接动郭良知,但他想到了县长。

“参议员又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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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才是土皇帝。”

赵元和打着如意算盘,跑到县城去告状。

结果,这一去更是让他透心凉。

当他赶到县长那儿时,正好撞见县长和郭良知的弟弟郭良涛坐在一块儿喝酒吃肉,两人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亲热得不行。

看到这一幕,赵元和彻底绝望了。

他连个屁都不敢放,只能打着哈哈把这事遮掩过去。

这件小事,极其讽刺地揭开了国民党完蛋的根子:基层的“反共”工作,最后败给了上层的裙带关系。

郭良知钻了这个腐朽体系的空子,干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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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以后。

新中国成立,清算旧账的时候到了。

郭良知的家族因为在旧社会有权有势,弟弟和侄子因为其他问题被抓,郭良知本人也因为地主成分被关进了看守所。

按照一般的戏码,这位曾经的既得利益者,恐怕是在劫难逃。

但历史在这里给出了最暖心的回应。

当年受过他恩惠的老百姓,没忘了这位“郭善人”。

郭良知不光是救了一个朱玉和,他平日里也不欺压乡里,反倒把自家的米铺后院腾出来给地下党当秘密联络点,掏腰包支持工人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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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儿,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

组织上经过严密调查,最后拍板确认:郭良知虽身在富贵人家,但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反倒好几次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掩护革命同志。

最后,郭良知被无罪释放。

他回到了家乡,像个普通老头一样安安稳稳地度过了晚年。

郭良知的故事,乍一看是个“好人有好报”的道德故事。

但咱们要是剥开温情的外衣,会发现这也是一次精彩绝伦的决策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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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7年那个充满变数的下午,郭良知面临的是生与死的抉择。

他没选择随大流,也没选择没头没脑地蛮干。

他精准地利用了当时那个社会的潜规则——用国民党的权势压制国民党的爪牙,来保护共产党的火种。

这不光得有善心,更得有胆量和脑子。

他当时救下的不光是一条人命,更是给自己和家族在未来的新时代里,存下了一笔最值钱的“政治资产”。

这笔账,他当时可能没想那么远,但历史替他算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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