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太过考据，反而成了观众的“劝退墙”？|人物|剧作|历史剧|吴越国|太平年|宋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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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播出以来，历史剧《太平年》便引发了多年未见的历史剧两极分化评论：支持者盛赞其为近年最尊重历史的鸿篇巨制，反对者则直言不讳地痛批其矫揉造作、剧情混乱、主题模糊，两派观点针锋相对，颇具讨论度。

从市场反馈效果来看，该剧播出效果远不及预期，收视率开播即达峰值后便一路下滑，最终以1.08%收尾，创下央视一台历史新低；网播表现同样低迷，鹅厂热度勉强突破20000，桃厂、芒果的热度及播放量均处于低位，整体收视网播成绩惨淡。

关于这部剧最大争议的核心，归根结底在于剧集的“观剧门槛”——支持者的核心观点很明确，便是“懂五代十国历史，才懂这部剧的好”；而反对声则直指当下市场的关键问题：

都已经2026年了，这类高门槛、高知识密度的历史剧，还能契合当下观众的观剧趣味吗？

当“烧脑”成为一种历史剧风格

对于多数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观众而言，《太平年》的前四集无疑是一场认知冲击。

剧情不仅晦涩难懂，更像是刻意给观众设置理解障碍：各种人物、权力关系和历史事件几乎在每场戏中交织呈现，让人不由得对编剧的意图产生质疑——这是想考验观众，还是在炫技？

这种刻意给观众设置理解障碍的呈现方式，这恰恰是观众最反感的地方。

其中，前两集作为整部剧的历史背景铺垫，几乎每场戏都会新增人物、政权与矛盾冲突：仅第一集四十分钟内，便一口气抛出六七个无任何额外解释的复杂设定——杀子烹人的张彦泽的真实身份、赵匡胤父子寻衅张彦泽军队的深层缘由、石敬瑭对张彦泽的忌惮之处、吴越国与后唐的微妙关联、山越社及俞大娘子与吴越国的复杂纠葛、吴越国皇子间的权力纷争等，让人应接不暇。

想要理解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链，观众几乎有两条路：要么是深耕这段历史的爱好者或专业人士，要么是具备极大耐心的观剧者，必须坚持看到第四集之后才能逐渐理清脉络。

然而，这类观众在总体观众群中占比极小。

因此，也不难理解媒体为何评价该剧“门槛偏高，需要对照史书才能看懂”。从大众视角看，这种复杂度甚至成为抵触的来源，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感到迷茫甚至挫败，吐槽“看剧门槛偏高，需对照史书才能看懂”。

但不可否认，对于另一批特定观众来说，这种“烧脑”的剧情正是吸引力所在。他们偏爱结合史料、注解和多方分析的剧集，否则《大明王朝1566》等作品也不会成为B站上的显学。

可以看到，《太平年》播出后，五代十国历史解说视频在网络上显著增加：他们不仅追剧，更也在解读相关历史背景、拆解剧情，参与话题的发酵讨论。对于这类观众来说，看不懂的剧情反而成了核心卖点——每一个伏笔和人物动机都可以成为分析对象，带来知识与理解上的满足感。

更重要的是，《太平年》的大框架在尊重史实上表现出明显诚意。剧中大部分历史还原经得起考证，经各类解说传播后，在特定受众中已经形成了口碑发酵。这种“烧脑感”与“知识优越感”，构成了他们的核心观剧乐趣。观众在剧中捕捉历史伏笔、解读人物纠葛，不被浅白剧情灌输，享受的正是那种“沉浸式解读”的体验——这是低门槛历史剧无法给予的满足感。

从创作层面看，《太平年》呈现五代十国的思路，实际上是为数不多的可行路径。五代十国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在短短五十余年间，政权频繁更迭、各方割据混战，人物和事件错综复杂。若想在有限的剧情时长内梳理清晰主线、兼顾史实与观赏性，本就存在天然难度。而剧中呈现出的纷乱与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本身的反映，某种程度上无法回避。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该剧播出后会引发广泛讨论：它既满足了部分观众对历史严谨性的追求，也暴露了大部分观众的理解门槛问题。

换句话说，《太平年》所面对的并非单一的受众群，而是一种“集体两难”：创作者希望在史实和艺术之间取得平衡，却不得不面对观众层次差异带来的接受难题。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前四集“晦涩难懂”既是批评点，也是设计点——这部剧的“深度”，恰恰在于它没有试图降低观众认知门槛，而是选择以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为创作核心。

考据的胜利，叙事的溃败

不过，这部剧的短板同样突出，承认历史难改、肯定其“沉浸式解谜”的尝试，仍无法掩饰剧情编排的硬伤。

该剧最大缺点是核心主线薄弱、人物成长表达单一——核心主线是白宇饰演的钱弘俶的成长线，编剧希望他在乱世中领悟孔孟之道与乱世荒诞的平衡，完成“懵懂少年—果敢君王—和平主义者”的认知升级，其后期纳土归宋，正是为了避免战火蔓延、力求“利在万世”。

就目前播出内容，能看出编剧在主题呈现上颇下功夫，人物编排分为三个阵容：赵匡胤等热血青年映衬、助推钱弘俶成长；张彦泽等反派凸显“和平珍贵”的主旨；冯道等权臣则在孔孟之道与权谋间起到平衡作用。

但钱弘俶在历史进程中多为旁观者，无法强行改编其历史定位，这导致前十集中，他的成长多通过“无能狂怒”与对孙太真的感慨体现。这种单一表达，让剧情节奏严重割裂：观众熬过前四集的历史背景轰炸后，后六集又陷入信息匮乏，剧情陷入“看到—不解—暴怒—感慨”的固定循环。

作为主角，钱弘俶更像工具人，仅在编剧需要时出场，前十集主要通过质疑乱世“非常手段”推动剧情，暴怒至顶点时刺杀张彦泽后，便再度退出叙事焦点。

而这一问题的核心，便是剧集未借助重头戏塑造人物，陷入了叙事溃败的困局。观众常将其与《大明王朝1566》对比，后者同样复杂，却能借助重头戏既塑造立体人物，又强化主线冲突，这正是《太平年》缺失的关键。

比如《大明王朝1566》仅通过第一集重臣争吵、太监打闹两场戏，便高效勾勒出人物立场与性格，即便不懂历史的观众，也能快速掌握时代背景与核心矛盾。类似地，《权力的游戏》开场先交代北境一家人的特质，再通过国王北上引出核心冲突，简洁高效。

相比之下，《太平年》缺少“以戏带人”串联人物、快速给角色贴标签的剧作设定。比如开场聚焦张彦泽吃人以配角引出吴越国故事，试图用主题逻辑带动剧情与人物塑造，这种先铺氛围再聚焦人物的方式，让观众难以找到情感代入点。

比如，在开场中铺垫上线的张彦泽，第八集前再未登场，登场时已投降契丹、反攻中原，观众尚未熟悉其设定便迎来反转；引出吴越国线的山越社成员，也在剧情正轨后销声匿迹。前四集诸多快速出场又退场的人物，需结合后续剧情才能理清，这也让开头多了不必要的烧脑感，本质是编剧未梳理清晰叙事头绪。

其实，编剧完全可通过赵匡胤与钱弘俶的视角，清晰带出开场南北两条线：北边借赵匡胤父子与张彦泽的办事观念矛盾，以小见大呈现君臣矛盾；南边以钱弘俶继位为主轴，借父子矛盾与夺权戏，带出吴越国格局与核心人物，这样会清晰得多。赵匡胤可作为历史进程的锚点，钱弘俶作为剧情演进的锚点，帮助观众理解内容。

但是《太平年》未采用这一思路，核心是编剧过于强调乱世氛围、“抓大不放小”，导致叙事节奏别扭，常在该一笔带过处拖沓，该详细交代处却草草带过，转场间时间跨度常达数十日乃至数十年。

比如作为五代十国整个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郭荣（柴荣），从出场、到与钱弘俶相识，到在镇守京城的过程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几乎完全没完成对于这个人物身份的有效铺垫。如果不知道郭荣在历史上究竟是何许人也，观众只会懵懵懂懂地觉得这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却弄不明白支撑这个人物做出这些举动的历史原因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纯虚构的人物，如此设计郭荣的出场当然无可厚非，但在一部历史剧中，让关键角色如此突兀地登场，只会让观众觉得整体剧情过于悬浮空洞。

结语

说到底，《太平年》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它“太想进步了”。

编剧笔下，既想全景式呈现乱世格局，又想聚焦个体成长；既想维持高知识密度的历史质感，又未能找到平衡观剧门槛与叙事流畅度的切入点，最终导致主线薄弱、人物塑造单一、节奏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