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初，山西太原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阎锡山的手指缓缓划过一份文件，最终停在“李服膺”这个名字上。这时，距离晋北天镇那场惨烈的战斗结束还不到一个月。其实很多关于胜败战功和责任的划分，早在战斗打响前就已定下。此时一场针对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的审判已在暗中准备。
时间回到1937年9月初。在山西东北部的门户，天镇、阳高一带。日军板垣师团正从察哈尔方向猛攻而来。
晋绥军军长李服膺接到了老长官阎锡山的紧急命令，要求他率领第六十一军迅速布防，必须至少守住三天，为后方主力在大同一线集结兵力、组织会战赢得时间。李服膺很明白这个任务很艰巨。他手下虽有第200、第201、第213三个旅，但部队不满编，而且装备简陋，严重缺乏重武器。他们要面对的，是有着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日军。
军情紧急，来不及多想，六十一军马上赶赴阵地，他们以天镇城外的盘山为核心，抢修工事。在尘土飞扬中，李服膺骑马巡视。看着这片没有险可守的开阔地带，他不禁对身边的参谋长低声说，“这地方，太难守了。”
真正的血战开始于9月6日清晨。日军飞机先来轰炸，接着各种火炮齐发。天镇的土城墙在爆炸中剧烈摇晃，不断坍塌。东北角被炸开一个大缺口，日军步兵在装甲车掩护下，喊着向缺口冲来。
守军200旅399团团长刘墉之嘶哑着命令士兵用沙袋堵缺口，但沙袋很快就被打烂用光了。眼看敌人就要冲进来，几个满身烟尘的士兵转身冲进废墟，拖起阵亡战友的遗体，默默垒在残破的墙边。
战斗从早上打到傍晚，缺口处反复争夺，几次易手。太阳下山时，城墙已多处破损，守军伤亡很大，但那面弹痕累累的青白旗，仍然在城头顽强飘扬。
打到9月9日，部队早已断粮，弹药也所剩无几。士兵们嚼着所有能找到的东西，树皮、野菜，就着洼地积存的雨水润喉。李服膺连续向太原发电，报告自己的部队已到绝境。
太原回电在深夜来到，上面只有冷冷的四个字，“续守三天。”指挥部里空气凝固了，所有军官都看向军长。李服膺走到地图前，盯着天镇那个点，默默想了很久。
他明白，这额外的三天，是要用他全军官兵的生命，去换大同防区最后的一点准备时间。他转过身，用沙哑的声音下令，继续死守。
9月12日，第二个“三天”终于熬到头。李服膺收到了等待已久的撤退命令，要求部队向雁门关方向转移。此时的第六十一军已伤亡过半，建制被打乱，撤退过程匆忙混乱。
随着守军撤离，天镇县城在9月12日沦陷。随后，侵华日军在9月12日至14日的连续三天，对城内平民实施的大规模屠杀，没能及时撤走的两千三百多名平民遇难，由于这天是农历八月初八，史称“天镇八八惨案”。消息传开，举国悲愤。强烈的舆论指责指向山西当局，质问守军为何“弃城”。
报纸上，李服膺的名字很快和“丧师失地”连在一起。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军装口袋里，就装着那份同意撤退的电报原文。
面对南京方面和全国舆论的压力，阎锡山必须给出交代。10月2日，李服膺奉命到太原“开会”，刚进绥靖公署，就被几名宪兵扣押。
一场匆忙的军事审判随即在公署大堂进行，阎锡山亲自担任审判长。当被指控“擅自撤防，临阵脱逃”时，李服膺一改往常的顺从，当场从口袋掏出那份撤退电报，想要辩解。
场面一时僵住。但阎锡山很快镇定下来，不容反驳的语气说，“今天处理你，我心里很难过，但我不能因私废公。你的家人，我会照顾。”说完，便匆匆离开。审判就这样草草结束，结果早已注定。
行刑前一晚，李服膺的女儿李撷英获准探监。在昏暗的牢房里，穿着旧军装的父亲显得异常平静。他和女儿说了些家常话，最后嘱咐她要坚强，照顾好自己，女儿强忍泪水，没有哭出来。
1937年10月3日深夜，李服膺在太原大校场被处决。枪声过后，余波才真正扩散开来。第六十一军副军长贾学明等一批军官心灰意冷，部队的士气受到严重打击。
更大的震动来自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这位性格刚直的老将曾多次为李服膺向阎锡山说情，他认为临阵处决将领，尤其是处决有功的将领，会让全军寒心。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1938年2月，晋南战事失利，军纪涣散，张培梅看到这一切，心中充满愤懑与绝望。2月26日，他在吉县住处留下遗书，吞服大量鸦片自尽。
他的死，被很多山西军界人士视为对去年那场不公审判最激烈的无声抗议。
父亲死后，李撷英改名为李刚，取意刚强。她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辗转前往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入党。她个人的家庭悲剧，最终汇入了民族救亡的宏大洪流。
在当时的舆论和简单战报中，李服膺的名字总是和“失地”相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事档案的公开，亲历者回忆的浮现以及史学界的研究，1937年秋天晋北这场阻击战的全貌逐渐清晰。
天镇之战，是全面抗战初期华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奉命坚守长达十日的阵地战。第六十一军以巨大牺牲，完成了最初的阻击任务。李服膺作为军人的服从，以及他的部队在战场上的付出，也逐渐得到更客观的看待和承认。
后来，他的名字被列入抗日殉国将领名录。天镇城墙上的弹痕早已模糊，但这个故事和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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