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又一个大分裂时期，今天讲一讲十国。
十国包括：南方为南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闽、楚、南汉、荆南九国，北方唯一政权为北汉。
当时的割据政权，其实不止十个，是欧阳修作《五代史》的时候，给了十个割据政权“世家”的地位，又作了一篇《十国世家年谱》，十国后来才成了通行的说法。
这十国，每个国家的建立，当然都有一串政治斗争，充斥着阴谋与杀戮，这些我们就不作重点关注了。
这十国里，只有一个北汉（欧阳修称为东汉）在北方，其余九国都在南方，可以放到一起讨论。
其实，早在唐代之时，南方的情况就是经济不错，军事不行，老老实实当唐朝的钱袋子。唐朝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成熟政权，也尽量避免做杀鸡取卵的事，南方税负虽然重，但一般不会重到让你无法承受的地步。
但是残唐五代的乱世，情况就不同了，北方这些军阀汲取起来是没有长远规划的，如果继续“你要多少，我就交多少”的话，那南方的百姓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南方这九国的出现，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军阀的个人野心，一部分也是南方社会在组织自救。
我们已经多次提过一个概念，叫“扬一益二”，就是唐朝经济排名，扬州第一，益州第二，更宽泛地说，就是长江下游和成都平原，都是经济发达地区。
南方的九国里，有五个都在这两个区域。长江下游的三个政权是吴、南唐、吴越。成都平原则有前蜀和后蜀。我们分别来看。
长江下游：吴、南唐、吴越。
先看长江下游。和平时期，扬州（这个扬州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经济为什么繁荣？
第一，南方的资源都要集中到扬州，然后通过大运河运到北方去；第二，人都要吃盐，朝廷从盐业当中获得巨额收入，淮河两岸、沿海地区都产盐，但扬州才是盐业的产销枢纽和管理中心。
但是扬州这个地理位置也注定了，北方一动乱，扬州立刻就会感受到压力。
所以扬州也是个一次次繁荣起来，又多次遭遇毁灭性打击的城市。唐末乱世，扬州又被围城，然后人吃人，发生了一座城几乎吃空了的惨剧。
这时候一个庐州人，今天安徽合肥的汉子叫杨行密，扮演了在淮河以南直到长江以东，重建秩序的角色。
杨行密出身很卑微，属于那种连寒门都远远算不上的，真的就是底层大老粗，但是他一步步杀出来了，成了淮南的最终胜出者。
当时皇帝还是唐昭宗，唐朝最后一个有庙号的皇帝。唐昭宗认可了杨行密的地位，让他做淮南节度使，爵封吴王。
杨行密拿到了这个身份，就拒绝北方的势力再干涉自己的地盘，为此和当时还是宣武军节度使的朱温打了几场硬仗，赢了。
杨行密能够以弱胜强，一方面是军事上部署得当，一方面也是淮河以南的人知道，被杨行密这个本地人统治，日子会比给朱温这个杀人魔王当血包好过。
杨行密死后，他这种草根出身的大哥是没法把威望传给儿子的，于是一连串权力斗争，最后一个叫徐知诰的掌了权。
南唐
徐知诰出身更卑微，他是徐州人（这个徐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相传他的父亲姓潘，后来他父母双亡，徐知诰进入佛寺谋生，认了个姓徐的干爹，才改名徐知诰。
徐知诰掌权后，就废掉了杨行密的后人，自己当了皇帝。这个时候他又考证出自己姓李，是唐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的后代。当然，这个考证基本上属于发明了一套家谱。
于是徐知诰改名李昪，把国号改成了唐，史称南唐。
“吴”和“南唐”，是同一区域，先后存在的两个政权。
李昪（徐知诰）是靠宫斗上位的，他知道自己没什么军事才能，于是定了绝不主动挑起战争的国策。
当然他也不能承认自己不会打仗，所以他是这么说的：“我在军队中长大，深知战争对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不忍心谈论战争，让人民安居乐业吧，人民的安定就是我的安定。”难得的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所以，南唐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好。本来这里的赋税，大头都是要送到北方去的，现在北方忙着自相残杀，“我们不交钱，他们也暂时顾不上惩戒我们，那这些钱，就用于自身的发展与建设了，当然，也可以用来进行奢侈消费”。
后来李昪的儿子南唐中主李璟、孙子后主李煜，都比李昪爱惹事，但再怎么惹事，那个惨烈度比起北方来都是小把戏。
你肯定知道《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是北方人，他逃亡到南唐，后来又作为南唐使者回到中原，面对故土家园，韩熙载颇为感怀，作诗数章，我引几句：
未到故乡时，将为故乡好。
及至亲得归，争如身不到。
没有回故乡的时候，总觉得故乡很好，等到真回去一趟，还不如不回去呢。就是这个阶段，南唐人的幸福感，比北方人要强很多。
吴越
再看南唐旁边还有个国家，叫吴越国。
吴越国比南唐要小得多，但是它的疆域内，有两个特别繁荣的城市，苏州和杭州，唐朝的时候，已经有“江南名郡数苏杭”的说法了。
吴越国的建立者钱镠，就是杭州人，他出身也不高，父亲种地、打鱼为生。钱镠不是安分的人，于是干起了当时英雄豪杰都热爱的很有前途的行业，贩卖私盐。后来钱镠投军，慢慢证明了自己，打下了吴越国的江山。
项羽曾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钱镠无疑很有同感，他直接把自己的家乡改名“衣锦乡”，把自己发迹的营地先后改成了“衣锦营”“衣锦城”“衣锦军”，把家乡的山改名叫“衣锦山”，把自己小时候在底下玩的那棵树改名叫“衣锦将军”。
家乡人都看钱镠风光，但钱镠的父亲很焦虑：“我家世世代代田渔为生，你如今显贵到这个地步，恐怕会带来灾祸。”
钱镠也很警醒。他治国的方略，一是和北方政权搞好关系，一是努力在国内拼经济。
北边城头变幻大王旗，不管谁掌权，钱镠的态度始终很恭顺。其实也就是心里明白，北方再怎么乱，早晚有一天会不乱的，只要北方不乱，南方就打不过，到时候不乖乖归顺，就是被灭的下场，不如一开始就姿态低一点。
有人劝他称帝，钱镠说，我也就做孙权吧。孙权是接受过曹魏册封的。其实钱镠真的是比孙权好多了，江东人在孙权统治下吃了很多苦，但钱镠时代，真是过了一段好日子的。
钱镠最有名的业绩，是兴修水利。
钱镠筑海塘，这个工程真是泽被后世，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传说；钱镠还疏浚河道，还有为了疏浚西湖，钱镠专门设了一支“撩湖军”。
葛剑雄教授在他的名著《统一与分裂》里，特别举钱镠为例探讨了一个问题：大型水利工程如治理黄河、开通大运河，只有大一统王朝才能做；但一些小型、中型的水利工程，需要的人力、物力有限，只要地方政府就能办到。
但是，在大一统的时候，地方政府很可能没有动力做这些事。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也许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那时候我都调走了，我并没有好处。如果工程失败了，我反而要挨批，还是搞点能够立竿见影的形象工程比较划算。
这种情况下，反而是钱镠这样的统治者能够更上心，做些真正造福于民的事。
钱镠被誉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缔造者。吴越国时期，这一带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跨越式的，那么将来天下重归一统，江南经济对天下的贡献，自然也就可以更大。
成都平原：前蜀后蜀
说完长江下游的吴、南唐、吴越三个政权，再看成都平原的两个政权：前蜀和后蜀，听名字就知道，这是同一地区先后存在的两个政权。
前蜀
前蜀的开国皇帝王建，因为出身贫困，当过盗贼，照例卖过私盐，很早就有了无赖的名声。王建在家里排行第八，人送外号“贼王八”，不过贼王八相貌帅气，性格剽悍，属于很容易得到军队里长官喜欢的形象和性格。
于是他先成了小军官，一来二去，到了当时极为落魄的唐僖宗身边，被一个大宦官收作干儿子。不久后，王建的干爹失势，王建被排挤，于是到了四川。
一番乱斗之后，王建控制了四川，想学刘备，于是称帝，建国号蜀。
王建说是想学刘备，但是完全没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精气神，而是关起门来过日子，真的成了缩头贼王八。于是前蜀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当然，皇帝时间当长了，晚年昏聩是免不了的，王建死后，他即位的儿子更加不如他爹。这个时候中原局势稍稍安定，后唐庄宗李存勖派大军入川，享受生活的前蜀迅速灭亡。
后蜀
但是，中原很快又乱了，后唐派来镇守西川的孟知祥，就动了自立的心思，于是也就成功了。孟知祥建立的政权也叫蜀，史称后蜀。
孟知祥去世后，儿子孟昶即位，继续带领四川人关起门来过日子，一过就是三十年，直到宋军来了，六十六天就平定了四川。
后蜀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历来评价，会说《花间集》格调不高，翻来覆去写男欢女爱、闺怨离愁、宴乐生活，动不动就出现红楼、香闺、玉钗、锦帐等意象，充满了绮丽柔靡的气息。
这大概就是蜀地文化的气质，这会儿又不打仗，钱又不用上交，然后也知道这种日子早晚要到头的，只要北方一稳定，我们肯定完，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南方这些政权，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气质。南方九国里另外四个荆南、楚国、闽国、南汉，也是如此。
总之，南方这九个政权的君主的出身大多数比较卑微，比起上一次乱世刘裕、萧道成那种所谓的寒门，还要差一大截。前两天讲的，五代的君主，朱温、刘知远、郭威他们也出身卑微。这是南方、北方虽然分裂，却非常一致的趋势。这表明门阀时代真是要过去了，庶民的时代要来临了。
但是南北方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就是北方动乱，死人如麻，经济严重衰退；对南方来说，这个时期却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南方经济从此超过了北方。
但是，全盘继承了后周遗产的北宋，很快就开展了灭十国的战争。
从公元963年，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出兵南征，消灭第一个割据政权荆湖，到979年，宋太宗亲自率军灭掉北汉，这一场北宋的统一战争，耗时不长，只有16年。在北宋的兵锋面前，这些政权的灭亡，甚至可以说是冰消雪融，比如北宋灭后蜀之战，居然只花了66天。
虽然十国中，南方九国政权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能够和后周北宋相提并论，但它们身上，却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短板，这就导致它们非但不能壮大，担负起统一的重任，也无法抵御北宋的征服，只能消极应付。
南方九国经济虽然很发达，军事战斗却力不行。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彪悍的骑兵，优秀的战马，甚至精良的武器铠甲都依靠从北方的欧亚草原传入。北方的骑兵打过来，南方充其量可以依靠江河天险，战船城池打打防御战，主动进攻是难度很大的。
所以，南方割据政权的军事战略，不得不从现实角度出发，自保已经是最高目标。首先被北宋灭掉的荆南政权，它的二代国主高从诲，一直希望能得到来自北方的宝马良驹供自己骑乘，同时发展一下自己的骑兵，于是持续从后晋，乃至契丹辽国购买马匹；但由于价格太过昂贵，再加上荆南地区天气湿热，马匹水土不服，最终不了了之。
另外，由于南方割据政权充分享受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坐拥大量财富，所以都沉迷于奢侈享乐，无心北伐中原；同时九国之间矛盾重重，内斗不止，无法建立统一的政治军事联盟，抵御北方。
实际上，认真考虑过北伐的只有南唐，公元946年末，契丹灭了五代中的后晋，南唐第二代君主李璟看到了宝贵的机会窗口，决心挥军北上；然而此时，南唐军队的主力却因为平叛，被拖在福建。等到战事结束，后汉政权已经控制了中原，南唐君臣，朝野上下无不后悔莫及。
不仅如此，从秦汉到唐代，由于政治经济中心都在北方，能够在中央政府历代当官，把持权力的所谓门阀贵族，基本也都是北方人，所以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九国的开国君主，许多来自本地乡土，出身比较低微。相应的，政治号召力和掌握的资源也比较少，无法像赵匡胤那样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体系。
比如吴越的开国君主钱镠，就是个私盐贩子，后来投军入伍，参与唐朝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才逐渐崭露头角。同样，位于湖南境内的楚政权，开国君主马殷的出身，是被正统和世家门阀鄙视的流寇。
在这种情况下，南方九国，基本都陷入了一种困局，那就是，开国君主凭借自己的杰出能力创立政权，在世的时候能凭借手腕和威望维持统治，但随着皇位传承给能力平庸，缺乏资望的继任者，原本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就随之爆发，频繁把整个国家拖入了内乱。例如，南吴政权开国君主杨行密死后，实权就迅速落到重臣徐温和张颢手里，两个人不但独揽大权，先后扶植杨行密的三个儿子当傀儡，还彼此反目内斗；最终，徐温的养子徐知诰索性自己当了皇帝，改名李昪，创立了南唐政权。
五代十国乱世，带来的不仅是政权的频繁更迭和人口财富的损失，更让君臣之间的道德纲纪不断削弱；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经主持过《新五代史》的编纂工作，里面免不了要表彰下五代十国时期的忠臣义士，结果欧阳修找来找去，只找到三位名节上没有大瑕疵的忠臣，十五位能够以身殉国的义士，可以说非常尴尬。
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在当时的观念里，“正统观念”，非常重要，只有占据了华夏文明核心区，也就是河南到陕西一带的政权，才会被看做是承受天命实行统治的“正统王朝”。而位于北方的五代王朝，都以洛阳或开封这个“天下之中”为首都，而且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明确，其政权合法性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一个大一统王朝，唐朝。
所以，南方九国政权，或多或少，对北方的五代王朝，都保持着名义上的臣服，朝野上下，都有这样一种心态：“割据虽好，但归降也可以接受”。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就始终对中原的五代王朝称臣，当时有其他割据政权的统治者送来龙袍玉册，劝他也称帝过过瘾，但钱镠却说：“这些人自己坐在炉炭之中，还想把我也架在上面被火烧吗！”
所以，以上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北宋统一南方九国的进程，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而是一场降维打击。
更致命的是，继承了后周丰厚遗产，兵力占优的北宋，不仅拥有正确的大战略，在每个战术细节的微操作上，也是一丝不苟。例如，963年，赵匡胤首先发兵，拿下荆南和湖南，这统一的头一战，就是一步妙棋：如果你看地图，就会发现，北宋占据荆南，直接导致后蜀、南唐、南汉，这三个南方最强的割据政权，彼此之间被切断了联系，再也没办法连成一气，互相声援。
随后，北宋又相继消灭了后蜀，南汉与南唐，而钱氏吴越政权，更是直接纳土归降。纵观整场统一战争，除了有辽国支持的北汉战斗力不俗，南唐在首都金陵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之外，其他割据政权，可以说是传檄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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