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那会儿，冯玉祥手底下的兵大摇大摆闯进了皇宫，摆明了是要把爱新觉罗家的人连铺盖卷一起扔出去。
这边正忙着在那儿甚至打包细软呢，旁边几个宫女一边往樟木箱子里塞衣裳，一边还在那儿嘻嘻哈哈地在那儿打趣，说是出宫了倒也省心，就是没人陪万岁爷玩“捉曹娥”这档子事儿了。
这话听着轻飘飘的，仿佛这就是场还没散伙的儿戏。
可她们压根儿不明白，这所谓的“玩闹”，不光是把溥仪的身子骨给掏空了，更是在后来那个伪满洲国的悲剧底下，埋了一颗最要命的地雷。
那阵子的溥仪，你说他是被赶下台的皇帝，倒不如说是个从来没被当成“人”看过的残次品。
想把这事儿彻底琢磨透，咱得把日历往前翻，翻到那个表面光鲜、里子却烂透了的紫禁城大晚上。
那几年，只要乾清宫里的洋钟刚敲过十二下，养心殿东暖阁里头准得上演一出荒唐得没边儿的戏码。
唱主角的是刚满十二岁的溥仪，搭戏的是几个十几岁的大丫头。
按规矩讲，皇上的卧房那就是禁地，除了值班的太监，连只公蚊子都飞不进去。
但这几个丫头片子就能大咧咧地摸进去。
领头的叫彩云，也不磕头，笑得花枝乱颤，从袖筒里掏出一根红绸布，上来就把小皇帝的脚脖子给拴住了。
这时候的溥仪，刚把那本嚼不烂的《尚书》背完，正摆弄着庄士敦送的铁皮小火车呢。
脑子还没转过弯来，就被另外三个宫女一拥而上，按倒在龙床上。
后来有个老太监回忆，那晚上的动静，嬉笑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才消停。
转天一大早，太医火急火燎地被叫进宫。
掀开床帐子一瞧，把脉的手都不听使唤了：溥仪那张脸青得像纸，手脚冰凉，昏睡了大半天才把眼睁开。
这事儿要是搁在康熙、乾隆爷手里，那是得诛九族的重罪。
可在宣统退位后那个小朝廷里，这竟然成了家常便饭。
这里头，藏着一笔歪到姥姥家的账。
先瞅瞅这帮宫女太监，借她们几个胆子怎么敢？
乍一看，是因为闲得发慌，是因为宫里没了王法。
太监孙耀庭晚年吐过真言：那时候宫女们爱赌钱，输了心里不痛快，或者赢了想找乐子，就合伙拿小皇帝寻开心。
有一回玩疯了，竟然把溥仪捆成个粽子，塞进装贡品的樟木大箱子里。
但这后头有个要命的逻辑死扣：欺负皇帝，哪怕是个废帝，那也是要掉脑袋的。
她们哪儿来的底气？
谜底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者说得更直白点，在这个庞大的皇宫管理摊子里，皇帝的“脸面”和“身板”，早就不是啥值钱的宝贝了。
这就得聊聊上一层的掌柜的：太妃们。
当时宫里真正说了算的，是几位老太妃，里头斗得最凶的是敬懿太妃和端康太妃。
有一回，端康太妃还真就撞见过这场面。
当时宫女们正带着溥仪玩“捉曹娥”——把皇帝眼睛蒙得严严实实，让他到处瞎摸，摸不着就要被宫女弹脑瓜崩。
端康太妃撞见了，按说得气得七窍生烟，把这些无法无天的奴才拉出去乱棍打死。
可她干了啥？
她就是不咸不淡地来了句：“皇上得有个皇上的样子。”
一转身，她反倒赏了这些宫女几块银子。
这事儿看着太反常，完全讲不通。
可要是站在端康太妃的立场上扒拉扒拉算盘，这事儿就顺了。
那时候的紫禁城，江山是没了，可内务府还守着金山银山和古董字画。
太妃们忙着争权夺势，太监们忙着把内务府往自家口袋里搬。
在这种局面下，她们想要个啥样的皇帝？
要是个像康熙那样精明能干、身强体壮的主儿，一旦长大掌了权，头一件事肯定是要查账，要收权，要清理内宫。
那会儿，太妃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反过来，要是个整天泡在温柔乡里、身子骨虚、精神头也不行的傀儡呢？
他没那个精神头管账，没那个体力管人，只能任凭“皇额娘”们摆布。
所以，在太妃们眼里，宫女们这种“闹剧”，虽说看着不像话，实际上却是一碗让皇帝听话的“迷魂汤”。
只要皇帝不问政事，沉迷在这些低级的感官刺激里，她们手里的权把子就是稳当的。
这笔账，太妃们算得太精明了。
哪怕是用透支皇帝的阳寿做代价，她们也觉得这买卖划算。
在这个吃人的大染缸里，也不是没有明白人。
奶妈王焦氏，是唯一一个把溥仪当成“自家孩子”而不是“皇上”的人。
有一天大清早，她进屋送奶，一眼就瞅见了真相。
溥仪瘫在床上，脸色难看得像贴了金纸。
王焦氏当时搂着溥仪眼泪就下来了，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是要老爷子命的事儿啊！”
在整个紫禁城都在装聋作哑的时候，只有这个大字不识的乡下妇人想踩一脚刹车。
可结果咋样？
没几天，她就被太妃们随便找个茬儿，给轰出宫去了。
这个系统自带一套强大的排异功能。
它会自动识别并清理那些真正关心皇帝“人”的因素，只留下那些利用皇帝“位”的因素。
王焦氏临走前，偷偷塞给溥仪一包枣泥糕。
她嗓子都哑了，嘱咐这位小主子：“哥儿，你记着，这人啊，比糕点还不经碰，一碰就碎。”
这句话，溥仪记了一辈子。
直到六十岁写回忆录那会儿，他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但这包枣泥糕，救不了他的命。
后来，来了个苏格兰老外，叫庄士敦。
作为帝师，庄士敦是带着西方绅士那套逻辑进来的。
他没多久就觉出不对劲：学生上课老是打瞌睡，精神恍惚，手腕上甚至还有勒出来的红印子。
庄士敦不吃太妃那一套，他硬邦邦地要求彻查，要求整顿。
太妃们的反应就有意思了。
她们不敢明着得罪洋人，面儿上假装答应，转头就开始散布闲话，说“洋人把皇上给带坏了”。
为了对抗那种让人窒息的阴气，庄士敦想了个招：教溥仪骑自行车。
他指望通过体育锻炼，把那个苍白虚弱的少年给拉回来。
溥仪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迷上了骑车。
为了在宫里飙车，这个平时连话都不敢大声说的小皇帝，竟然下令把二十多处宫门的门槛全给锯了。
这一出，与其说是为了骑车，不如说是为了撒气。
他在潜意识里，想要锯断那些看不见的、把他困在原地的栅栏。
但这反抗，终究是物理层面上的。
心理层面上的扭曲，早就生根发芽了。
咱们常说“受欺负的人往往会变成欺负人的人”。
这话套在溥仪身上，残酷得让人心惊肉跳。
在经历了那些深夜的“折腾”和白天的压抑后，溥仪的性子开始发生可怕的变异。
他后来为啥会对身边的太监和护卫那么残暴？
他让太监嚼铁砂子取乐，看着太监满嘴是血笑得前仰后合；他抡着鞭子抽打宫女，听着惨叫声觉得过瘾。
这不光是暴政，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投射。
他是在重复自己受过的罪，试图通过这种法子，找回自己丢掉的掌控感。
在那些黑灯瞎火的晚上，他是被按在床上的玩物。
所以在他掌权的一亩三分地里，他要把别人变成玩物。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贴身太监竟然在偷偷藏砒霜。
那一刻他才猛地惊醒：在别人眼里，他已经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的“活阎王”。
这种轮回，比半夜被宫女捆起来还要吓人。
对比一下同时代的人，这种荒谬感就更强了。
当英国乔治五世的儿子们正在军校里摸爬滚打，接受现代军事教育的时候，东方这位挂名的皇帝，连自己寝宫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紫禁城的高墙，防得住外面的刺客，却防不住里面的心魔。
溥仪后来对李文达说的那句话，算是对自己前半生最到位的总结：“这紫禁城的墙啊，防得住刺客，可防不住心里的鬼。”
1924年被赶出宫的那一刻，看着那些还在笑闹着说“没法玩捉曹娥”的宫女，溥仪心里头大概齐也没啥留恋。
那个所谓的家，表面上是三跪九叩的威风，里子早就被这种畸形的共生关系给蛀空了。
太妃们想要傀儡，太监们想要钱财，宫女们想要发泄，唯独没人把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当成一个囫囵个儿的人。
所以，后来他在伪满洲国搞出的那些荒唐决策，那种对权力的病态渴望，其实早在乾清宫大钟敲响的那些深夜里，就已经写好了剧本。
人比糕点更容易破碎。
碎了再粘起来，那也就是个拼凑的物件，不是原来那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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