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8日，8年没来过的英国首相，这一次走进了北京。
镜头前，中方会见斯塔莫；镜头外，外界却在盯着一个问题，中英到底谈成了没有？
就在会见结束、行程接近尾声之际，斯塔默对于港台问题向北京给出了一份承诺。
人民大会堂的一幕
2026年1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方会见斯塔默。
这一场会见，被多家外媒称为“历史性会谈”，但真正的看点，并不在于场面本身，而在于双方如何重新定义中英关系的运行逻辑。
会见中，双方明确提出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一表述并不新，却在当前背景下具有现实含义。
过去数年，中英关系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分歧，而在于分歧被不断放大，甚至主导了双边关系的全部议程。
此次会见释放出的信号，是双方都希望把关系拉回到“可管理、可预期”的轨道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在会见中反复强调“互信”“相互尊重”和“大历史观”。
这并非抽象表述，而是对过去一段时间中英关系波动的直接回应。
中方明确指出，只有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的前提下，合作潜力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成果。
斯塔默方面同样释放了务实信号。
来之前的飞机上他明确表示，希望采取“全面且连贯”的对华政策，避免中英关系在“黄金时代”与“冰河时代”之间反复摇摆。
这一说法，实质上承认了英国过去对华政策缺乏稳定性的问题。
不过，会晤期间，最惊人的看点是，斯塔默对于港台问题的表述。
在台湾问题上，斯塔默明确表示，英方长期奉行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这句话看似克制，却具有明确指向。
首先，这是对中方“一中原则”关切的直接回应。
过去几年，英国在涉台问题上的一些表态和动作，曾引发中方不满，也成为双边关系的摩擦点之一。
此次在北京作出明确说明，有助于为中英关系设定清晰边界。
其次，这也是斯塔默政府对国内政治现实的选择。
英国政坛内部对涉台问题存在不同声音。
“不会改变”这四个字，释放出一个信号，英国希望将涉台问题“去工具化”，不再作为对华施压的主要抓手，而是回归到长期、低调、可控的处理方式。
这种转变，未必会立刻带来关系升温，但至少降低了冲突升级的风险。
从对抗到稳定
2026年1月29日，相较于台湾问题，斯塔默在香港议题上的表态更具现实意味。
他强调，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中英双方的共同利益，并表示英方乐见香港继续发挥中英之间“重要桥梁”的作用。
这一说法，与过去几年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高调立场形成对比。
此前，香港议题在中英关系中往往被置于对抗性语境中，成为政治摩擦的重要来源。
而此次表态，则明显降低了对抗色彩，转而强调稳定和功能性角色。
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英国放弃关注香港问题，而是意味着处理方式的调整。
这种“降级处理”，正是斯塔默政府务实路线的体现。
此外，从成果清单来看，此次访华的经贸内容十分密集。
双方同意恢复多项机制性对话，包括战略对话、经济财金对话、经贸联委会会议，并举办中英企业家委员会会议，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合作。
此外，中方积极考虑对英国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将英国威士忌进口关税从10%降至5%，并在金融、保险、农业、文化等多个领域签署合作文件。
这些成果，对英国政府而言具有直接的现实价值。
但从更深层看，真正决定这些经贸成果能否持续落地的，并不是文件数量，而是政治互信的恢复程度。
过去8年，中英经贸合作并非没有需求，而是屡屡受到政治因素干扰。
企业界对市场前景有期待，却对政策环境缺乏确定性。
斯塔默此次率领60余位工商、金融和文化界代表随访，本身就是在向国内传递一个信号：政府正在为企业“扫清政治障碍”。
但要做到这一点，仅靠经贸表态并不够，必须同步处理敏感政治议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塔默在北京的政治表态，显得尤为关键。
8年空窗，这次访华为何发生在2026年初
回头看，时隔八年后，英国首相斯塔默选择在2026年初访华，并非偶然，而是多重现实因素在同一时间点集中叠加的结果。
从表面看，这是一次“恢复高层交往”的外交访问；从深层看，则是英国对自身处境与国际环境重新评估后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时间维度看，8年的空窗本身已经构成压力。
自2018年特雷莎·梅访华以来，英国历经多届政府，却始终未能完成首相级别的正式访问。
这在英国外交传统中并不常见，也使中英关系长期处于“低运转状态”。
斯塔默上台后，如果继续延续这一空窗，等同于默认中英关系长期冻结，这与其“务实修复对外关系”的执政路线明显不符。
2026年初，正好成为“不能再拖”的节点。
其次，从英国国内政治周期看，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窗口期。
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仍处于执政初期，尚未进入大选前的高度内耗阶段。
此时推动对华关系调整，既有足够政治空间，也更容易统一政府内部立场。
若拖至执政后半段，涉华议题很可能被进一步工具化，访华难度反而上升。
此外，经济现实是最直接的推动力。
脱欧后的英国经济恢复乏力，高通胀、投资不足、产业转型压力并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贸易伙伴，已经无法被长期“政治性回避”。
2026年初，英国商界对稳定对华关系的呼声明显增强，斯塔默率领大规模企业代表团访华，正是对这一现实诉求的直接回应。
最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在倒逼英国作出选择。美国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使“英美特殊关系”的可预期性下降。
与此同时，欧洲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纷纷调整对华接触方式。
如果英国继续缺席，不仅在经济上被边缘化，在外交上也会被视为判断失误。
2026年初访华，实质上是一次“追赶式校准”。
综合来看，2026年初这次访华，并不是“突然转向”，而是8年积压问题在特定时间点集中释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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