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职业影响下的教育和在教育影响下的职业，意味着教育与职业之间的契合关系具有鲜明的跨界性。从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对契合所做的进一步梳理表明，构建二者之间良好适配的契合关系，需要在三个维度进行反思：一是教育与职业在经济维度的供需匹配，二是教育与职业在空间维度的共轭互补，三是教育与职业在时间维度的同步共鸣。

［关键词］教育；职业；契合；“三重视角”

在职业影响下的教育和在教育影响下的职业，这两句话是对教育与职业之间存在着的复杂互动并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的表述。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为社会进步，为经济繁荣，以及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服务，必然要求教育与职业二者之间以一种良好的契合关系运行。在人工智能时代，或者在所谓后现代时代，从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教育与职业的契合关系予以进一步“挖掘”，有助于揭示二者互动的深层机制，为提升教育适应性、促进高质量就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鉴于此，笔者以为，在下述三个维度对教育与职业的契合予以反思，将拓宽对二者契合关系的新认识：一是教育与职业在经济维度的供需匹配；二是教育与职业在空间维度的共轭互补；三是教育与职业在时间维度的同步共鸣。从经济角度谈教育与职业的契合，是最为传统也最为核心的视角，这是从教育与职业的社会功能出发的解读；而教育与职业与其各自运行的空间和时间的契合，则是从更为宏阔的视野，亦即基于二者契合的时代背景和结构框架进行的阐释。

一

教育与职业在经济维度的契合：供需匹配

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职业，或者说为工作世界做准备，是自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一直为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其实，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就在于推动人才的供需匹配。这意味着，职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匹配关系，就体现为资源和人才的适材适所、相得益彰。这是为避免和防止教育与职业的运作产生结构性错位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与职业在供需匹配上的契合，是现代经济体系中人力资本配置臻于科学合理的核心环节。基于此，其可被视为教育与职业在经济维度框架下的契合。这表明，职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契合，正是与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的核心思维。这主要体现为：

一方面，职业是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廓清何谓职业，是阐释教育与职业契合关系的必要前提。传统观点认为，职业是一种特征性的活动和资格的组合。德国学者托马斯·库尔茨（Thomas Kurtz）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强调，职业被证明是现代社会结构耦合的形式之一，职业将不同的社会系统相互耦合，也将人与社会系统进行耦合。笔者也认为，职业并非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具有三大功能：其一，职业是个体塑造生涯的载体，正是职业这个载体才使个体从自然人成为职业人；其二，职业是个体融入社会的媒介，正是职业这个媒介才使个体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其三，职业是个体张扬禀赋的平台，正是职业这个平台才使个体从自然人成为自在人。这就意味着，“职业是整个人生的规范性目标，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核心纽带之一。职业成为个人向外界展示自我价值和自我形象的主要来源。”人工智能时代，一些“旧”职业消失的同时，一些“新”职业又悄然诞生。传统意义上对职业的理解，即只有基于有组织的就业——所谓规范化、制度化、组织化的“工作”才可以被定义为“职业”的观念，也发生了蜕变：传统的职业概念，逐渐被边缘化，因为灵活就业，即所谓非规范化、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工作”，越来越成为新的现代化的“职业”形式。不过，尽管如此，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职业”的本义却“且行且久远”，这是因为：其一，职业仍然是个体社会生涯重要的结构要素；其二，职业依然是教育及资格认证的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逻辑归宿。何谓教育呢？教育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的实践活动”，其职能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促进人的发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作为与社会和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更是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2011》鲜明地指出：“职业教育系指主要为学习者掌握在某一特定的职业或行业或某类职业或行业从业所需特有的知识、技艺和能力而设计的教育课程。这样的课程可能有基于工作的成分（例如实习、双元制教育课程）。成功完成这类课程，授予认可的与劳务市场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相关国家主管当局和（或）劳务市场承认其职业定向。”因此，这表明，工作的职业性质和以工作为导向的教育措施，可以确保个体通过有组织的教育过程获得必备的工作技能进入劳动市场。显然，制度化的职业和职业资格，也必然要求制度化的职业教育。职业与教育相伴相生的这一“并存”结果，不仅确保了社会领域的劳动分工，还保证了受教育者获得能够胜任依据分工从业的职业资格，也就能从根本上实现教育世界与工作世界之间关系的契合，避免相互脱节的弊端。

教育与职业的契合，其内涵关涉职业教育在人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答案是：首先，个体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获得就业的职业资格，并依据已知职业的确定性来“预”定位自己，以保障个体的生存权；其次，个体还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引导和开发自己的职业行动能力，仰仗在确定性的已知职业的从业过程中，通过经验的积累和反思的积淀，逐渐获得具身的本领或能力，从而能够在面对未来职业的非确定性变化时，主体性地塑造自我，以确保自身的发展权。

教育与职业的契合，其目的又关涉职业教育在人的生存与发展中的解放性与功能性原则如何融合的问题。这里的答案是：融合不是一个只要获得职业资格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要求个体通过与职业相关的教育熏陶，在得以启蒙并获得自身的思想解放后，再通过相应的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的积淀及升华的问题；一个尤其要对职业生涯进行反思进而生成反思性的职业行动，并在借助自我与环境、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我的互动之中，获得人生感悟，实现人生价值的问题。因此，旨在实现个体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职业之间的契合的职业教育，是实现人生价值最有效的教育途径。

二

教育与职业在空间维度的契合：共轭互补

空间是职业教育运作的一个基本维度，是职业教育实施的基础“设施”。职业教育以职业为媒介，而职业活动均发生在教育机构之外或接受教育之后的社会场域，特别是在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企业之中。为使受教育者感悟和积累未来个体生涯发展必需的职业经验，职业教育的实施坚定地遵循“做中学”和“学中做”的知行合一的教学原则，形成“为了工作的教育”“通过工作的教育”以及“作为工作的教育”教学模式。这就需要在开展学校职业教育的同时，要与职业的具体发生地，即非学校机构的企业进行协作。显然，职业教育是在学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地点，亦即两个社会空间中交替或交叉运行的。职业教育的两个学习地点，是教育与职业的契合在社会机构维度的一种空间映射，由此成就了一种相得益彰的校企空间契合的“共轭”现象。这一空间契合意味着与教育空间相关的教育机构的范畴以及办学育人的场所，出现了传统普通教育无法替代的变革与创新。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职业教育机构的认定，从边界规制到边界消解的突破，使得职业与教育之间实现了一种基于法理的空间维度的契合。传统观点认为，作为教育空间的学习场所，是社会公共教育系统中提供学习机会的机构。因此，基于教育学考虑，企业和学校等机构虽然可在多个和多种“场所”，如工作岗位、教学车间、教室等地点开展教育，但这些场所必须是得到法律公认的教育机构。故作为经济机构的企业要进入教育领域并成为一种教育机构，鉴于其与传统的教育机构学校相比，在社会功能方面存在差异，必然面临需要法律解决的问题。最新进展表明，国际上关于学习场所的界定在法律层面已有突破：伴随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赋予企业以教育机构地位的传统的法律束缚已被祛除，企业作为学习型场所已成为人类突破传统教育空间的行动创新。学习场所的最新定义是：在有指导或无指导的情况下实施学习过程的组织机构。基于此，诸如教学车间、教室校舍或练习公司等多种多样的学习场所，原则上不只是在学校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机构中都可存在。所以，伴随企业的教育准入，职业教育扩大了自身的教育空间。这表明，一旦具有社会经济功能的企业成为一种教育机构，亦即成为“教育企业”或“产教融合型企业”，就改变了其原本仅在资本市场框架中运作的逻辑，成为与具备社会教育功能的学校一样的公共教育机构。这就使得企业与学校在职业教育的合作实施，呈现为一种由两类不同社会机构合作构成的“共轭”的教育空间，实现了教育与职业基于法理的空间维度契合。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实施的运作，从单一机构到双元机构的跨越，使得职业与教育之间实现了基于学理的空间维度的契合。具有企业和学校两个学习地点的职业教育，意味着不仅要跳出学校看学校，还要跳出企业看企业。无疑，从学理逻辑层面理解，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教育：一是跨越了企业与学校割裂的桎梏，关注企业工作场所与学校学习场所的结合；二是跨越了工作岗位与学习课堂分离的藩篱，关注企业工作实践与学校认知学习的融合；三是跨越了劳动就业市场与人才供给市场脱节的鸿沟，关注职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整合。因此，相较于普通教育在脱离应用场景的课堂学习场所的教与学，职业教育则强调实践性、情境性、行动性，建构了集成学习场所与工作场所的三类教育空间：一是模拟工作场所的学习场所；二是真实工作场所的学习场所；三是对工作场所实施“教育学处理”的学习场所。由此，职业教育促进了企业与学校联姻的跨界合作，其行之有效的协同育人，催生了教育学意义上的空间结构形式和空间办学格局，进而由一元主体转向双元主体：从只有学校一个学习地点的办学及运行格局的定界教育，向具有学校与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学习地点的双元或多元办学及运行格局的跨界教育转变；从只关注学校、学习和教育三要素构成的教育空间，向还要关注企业、工作和职业三要素构成的职业空间转变。这也就表明，职业教育的基础科学或称为元科学，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是普适性的教育学，二是特殊性的职业学。职业教育学的元科学的构成，彰显了教育学与职业学的契合。职业教育这一学理意义上的空间契合最终形成多层面的进阶式结构：宏观层面的产教融合、中观层面的校企合作、微观层面的工学结合，以及教育学层面的知行合一。

三

教育与职业在时间维度的契合：同步共鸣

时间是职业教育运作的又一维度。基于时间结构的教育与职业的关系，已成为当代职业教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从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教育与职业相互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共时性关联，亦即教育与职业在其各自运行的时间结构上，具有共荣共生而非相悖对立的特征。也就是说，教育与职业在社会运作层面，是在共有的时间结构中承担各自社会功能的。两者在时间结构上的契合，使得教育与职业成为支撑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引发的“加速”现象，使得与个体生命紧密相关的职业世界与教育世界之间，因应时间结构的加速，导致职业的变化亦同步加速，随即也引发了与之相关的教育也加速发生新变化。这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的加速机制，迫使一次性职业的时间结构向多次性职业的时间结构转变，从业需要劳动者具有不断跟随甚至超越劳动市场变化的时间处置能力。社会加速的主要动力，来自竞争机制。作为开放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竞争为经济的发展拓展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继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从现代社会加速的意义上来说，工作的竞争机制实际嬗变为一种职业的时间结构被加速的机制。于是，个体已不大可能维系终身静态的一次性工作岗位或职业，而是会出现终身动态的多次性工作岗位或职业的现象。在所有的经济领域，竞争固然表现为财力的竞争、物力的竞争，但更重要的是人力的竞争。竞争必然引起劳动市场的巨大分化和重组。“优胜劣汰”的结果，其一，会出现职业变更、企业破产、商店倒闭、员工失业的现象，进而引发大规模的跨岗位、跨职业、跨行业，甚至跨产业的劳动力转移，需要大批从业者转岗、改行、转业以逐步形成区域性、行业性直至全国统一性的劳动市场。未接受过（职业）教育或接受过不多（职业）教育的劳动者，会成为失业者中不可忽视的群体，这将给社会安定带来压力。其二，劳动市场的变化，也为“能人”开拓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海阔天空，“跳槽”、兼职、应聘甚至出境、跨国工作等多种人才和职业流动迁徙的形式应运而生。显然，人员或人才流动的趋势已成常态，终身一次性职业的时间思维定式已经过时。故为应对后现代社会加速的趋势，个体要保持自身强劲的竞争实力，以适应与人工智能时代加速的职业的时间结构保持同步的职业教育的时间结构。为此，教育也必须做出对应的调整。

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的加速机制，催化一次性教育的时间结构向多次性教育的时间结构跃迁，教育需要使受教育者具有不断发现甚至开发继续教育的时间处置能力。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密集的社会。个体既不可能通过一次性教育全面系统地掌握本专业、本行业、本职业领域所有的知识、技能和本领，也不可能指望一次性教育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本领受用终身。各种专门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此之多，各种经济的、科学的、技术的、社会的、文化的信息亦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只能用“迅雷不及掩耳”式的加速才能予以形容。现代科学研究的多学科人才联合攻关，现代企业集团的多类型人才联合管理，加之全球化导致的多边机制，都表明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不大可能成为永远精通各门学科的万能专家，也不大可能成为恒久无所不会的职业通才。作为知识和技能承载者的教育者，很难把自己的全部“存储”，在一次性学校教育中向受教育者进行创造性的迁移。而作为知识和技能的接受者，也不可能在一次性的职前教育中获得从事本职业所需要的全部“存储”。更重要的是，在后现代社会不仅受教育者，而且包括教育者本身，一次性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和本领老化的周期也越来越短。这意味着，个体体验到学习内容的老化加速，教育的时间结构也越来越加速。于是“活到老，学到老”，在职培训、脱产进修、在线学习、自学等多种继续教育形式应运而生。为此，社会一要为潜在失业者或隐性失业者实施换岗、改行、转业培训，为显性失业者进行再就业培训；二要为职业能力的强者创造新的学习机会，通过进修教育、晋升教育等，使其职业行动能力得到更高层次的开发。显然，终身一次性学习“时间”的思维定式已经过时，教育应尽快甚至更多地向多次性终身性的学习时间的继续教育延伸。

后现代化社会呈现为一种碎片化、即时性的时间结构，由此不仅改变了职业工作时间存在的方式，也改变了职业教育时间存在的方式。在加速时间结构的作用下，职业与教育同步出现了所谓“二律背反”的共鸣现象。在职业领域，非正规化的职业就业趋势增强，个体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与此同时，正规化职业就业机会减少，人类的工作时间被机器人取代。在教育领域，客观意义上的去制度化的学习，即出现不在场或少在场的混合性、泛在性、共享性、碎片化、多重性等学习形式，使得教育时间从学校流出延伸至工作或生活时间，导致教育时间的碎片化；而与此同时，教育主体的制度化在场时间，亦即强调师生同时在场以确保主体意识的参与这一教育的本己时间，又是无法被替代的。显然，时间的“加速”将绽放创新性思维。

综上，教育与职业的契合，在经济维度的供需匹配，其关键词是“什么”，定义了契合的内容；在空间维度的共轭互补，其关键词是“哪儿”，定义了契合的地点；而在时间维度的同步共鸣，其关键词是“何时与如何”，定义了契合的时机和过程。由此，教育与职业的契合从静态走向动态，由一次性走向终身性，是一场与变化共舞的旅程。

（本文基于笔者已发表的《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定位及其功能的阐释与澄明——对教育、职业及其与职业教育关系的辨析》《关于空间和教育空间的再认识：哲学外延与社会学内涵》《职业与教育的契合：基于时间结构的共鸣》等5篇论文综合整理而成）

引用格式：姜大源.论教育与职业契合的“三重视角”：经济维度、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J].教育与职业,2026,(01):5-9

来源：教育与职业

*声明：本文系转载，是用于学习教育使用之目的。若有错误或侵害权利人权益，请留言，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01

02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