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光影是灾难最沉重的注脚，这一组珍贵老照片，完整定格了1931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惨烈图景。这场巨灾席卷长江沿线，核心江城武汉首当其冲，三镇被洪水围困数月，汉口市政府、总商会、中山公园等城市核心地标尽数被淹，水深数丈让城区沦为泽国，城市交通、办公、商业功能彻底瘫痪。
1931年，武汉特大洪水期间，汉口市政府大楼被洪水严重淹没，汉口市政府大楼是当时武汉的行政核心，照片显示其底层完全被淹，“平地约计丈余”（约3.3米）的水深，直接导致政府日常办公陷入瘫痪。
作为城市地标和重要建筑，市政府大楼的被淹，说明洪水已经突破了城市的核心防御，整个汉口城区几乎沦为泽国。这一景象也印证了1931年武汉洪水“全城浸泡、功能尽失”的极端灾情。
1931年，武汉大水灾期间，汉口防险事务处的徐、夏两位督办乘坐木船巡视灾情与防险工作。
汉口防险事务处是当时武汉应对洪水的核心官方机构，负责堤防加固、险情排查与灾民转移。两位督办乘船巡视，反映了灾时指挥体系的高效运转，以及官员深入一线的工作模式。
照片中的木船是当时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即便督办级别官员也只能乘坐简易船只出行，直观展现了洪水导致的城市基础设施完全瘫痪，以及救灾工作面临的极端困难。
1931年，武汉大水灾期间，汉口核心街道被洪水彻底淹没、船舶取代车马成为主要交通，画面中的人群既有等待救援的灾民，也有运送物资的救灾人员。
当时汉口繁华商业区的典型代表，洪水将街道变成河道，大量民众乘坐小木船往来，拥挤的船舶成为灾时城市交通的唯一选择。
1931年，武汉大水灾期间，汉口总商会被洪水淹没、并临时作为“湖北水灾急赈会”办公点。
汉口总商会是当时武汉商界的核心机构，地处汉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照片显示其门前“平地水深约四五尺”（约1.3–1.7米），说明洪水已深入城市核心商业区，交通只能依靠小船通行。由于灾情紧急，“湖北水灾急赈会”直接附设于总商会内。
1931年，武汉特大洪水期间，照片中的文字说明“水深约二丈之谱”（约6.6米），显示洪水已远超城市建筑的高度。中山公园、协和医院等城市地标与周边民房都被淹过屋顶，整个城区几乎变成一片泽国。
照片中的“铁路外”指京汉铁路以西的汉口城区，是当时武汉的核心商业区与居民区。这片区域被彻底淹没，说明洪水已突破城市防御体系，造成了全城性的灾难。画面左上角“湖北水灾急赈会”的字样，印证了官方与民间救济力量已在重灾区开展救援工作。但如此规模的洪水，也凸显了当时救援能力的严重不足。
1931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期间，宁波美球厂被洪水淹没，美球厂是当时规模较大的近代企业，主要生产针织品，此次被淹导致其生产设备与原料严重受损。
1931年的洪水不仅重创了武汉、九江等长江中游城市，也通过钱塘江、甬江水系波及到了沿海的宁波。8月3日的暴雨导致宁波城区水位暴涨，美球厂这类位于低洼地带的工厂首当其冲被淹。
1931年，武汉大水灾期间，一位市民用竹子扎成简易竹筏载运母亲，照片里的母亲坐在简陋的竹筏上，儿子在水中推行。诠释了“灾情急迫，无舟可雇。其子以简当竹筏载运其母”的内容。
1931年长江洪水导致武汉城区被大面积淹没，交通彻底瘫痪。由于官方救援船只严重不足，市民只能依靠木盆、门板、竹筏等自制工具出行，照片中 “以简当竹筏” 的场景正是当时最普遍的自救方式之一。这种简易竹筏不仅用于逃生，也是灾民运输粮食、物资的重要工具。
1931年，武汉大水灾过后，后湖地区居民在废墟中抢救财物。洪水退去后，后湖一带的房屋被冲得只剩残破的屋架和木板，居民们在泥泞的废墟中翻找、打捞残存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现场一片狼藉。不远处一座高脚屋虽然勉强留存，但也已岌岌可危。
1931年武汉特大洪水期间，汉口中山公园大门被洪水彻底淹没，中式门楼仅露出屋顶部分，整个大门已完全没入水中，水面上漂浮着杂物。
1931年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导致武汉三镇被洪水围困长达数月。汉口中山公园作为当时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其大门被洪水淹没至屋顶。照片中写着“湖北水灾急赈会摄”的字样清晰可见，体现了当时救灾组织的活动痕迹。
1931年，武汉大水灾期间，水灾急赈会在收容所为灾民发放草席。灾民们在狭窄的街道上领取草席，有人正在搬运、分发卷起来的草席，周围挤满了等待救济的民众。
1931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武汉三镇被洪水长时间围困，大量灾民流离失所。照片中的“水灾急赈会”是当时民间与官方合作成立的救济组织，负责在收容所发放草席、粮食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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