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生活，多数人脑海里都是物资匮乏、食不果腹的画面，可偏偏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卯着劲生孩子，甚至越穷越想生，这背后哪是什么重男轻女的单一原因，实则是古人在残酷生存环境里，被逼出来的生存智慧。
有人或许会问，自己都快养不活了，何苦生一堆孩子添负担？可在医疗、生产水平都极端低下的古代，“多子” 从来不是选择，而是活下去、让家族传下去的唯一办法，毕竟彼时的生存逻辑，从来都是 “以数量换质量”。
先说说最根本的原因，古代的新生儿夭折率，高到让现代人难以想象。别说普通百姓，就连能享尽天下资源的皇室，都逃不过这个魔咒。
《晋书》中记载，晋文帝司马昭有九子，其中五位嫡子里，司马兆、司马定国、司马广德皆十岁前夭折，仅剩司马炎、司马攸长大，而司马攸还因司马师无子被过继，嫡子实际仅存一人；四位庶子中，除司马鉴外，其余三人皆早逝无后，即便司马鉴留有一子，最终也早夭绝嗣，堂堂晋室宗亲，九子竟只剩司马炎一脉延续。
他的儿子晋武帝司马炎更甚，坐拥后宫三千，育有二十六子，其中八子出生未取名便夭折，十八位有名者中，又有八子逝于司马炎之前，余下十子在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中或死或绝后，最终司马炎一脉竟近乎无后。
皇室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境遇可想而知。古代没有疫苗、没有抗生素，一场风寒、一次积食，都能夺走孩子的性命，百姓家生个孩子，就像过一道鬼门关，若只生一两个，一旦遭遇夭折，便可能落得绝后的下场，唯有多生，才能让家族有延续的希望。
再看古代的生存环境，战乱、天灾、瘟疫接连不断，人的性命轻如草芥。从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到魏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再到唐末的藩镇割据，每逢乱世，便是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成年男子尚且难逃兵役、战乱，老弱妇孺的生存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太平年间，洪涝、旱灾、蝗灾说来就来，一场天灾便能让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便是饥荒、瘟疫，人口锐减是常态。
而对于普通农户来说，孩子更是 “活的劳动力”，古代的农业生产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工具，耕地、插秧、收割都需要人手，一个家庭的劳动力数量，直接决定了能种多少地、收多少粮，能不能熬过荒年。哪怕是几岁的孩子，也能放牛、割草、喂猪，帮着家里做些杂活，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劳动力，多一份活下去的底气。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就是生存的硬实力，这也是古人执着于多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还有宗法制度和养老的现实需求，也让古人不得不生。古代的社会结构，以家族为核心，讲究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子嗣，不仅意味着家族香火断绝，更会在宗族中抬不起头，甚至连祖坟都无人祭扫。而彼时又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养老院、没有退休金，“养儿防老” 是唯一的养老方式，父母年老体衰、失去劳动能力后，全靠子女赡养，若子女少，一旦遇到子女早逝、不孝，晚年便可能无依无靠，老无所终。生的孩子多，不仅能分散养老的压力，也能让自己的晚年多一份保障，这是古人在没有任何外部依靠的情况下，对自己晚年生活的唯一期许。
除此之外，古代的税收、徭役制度，也变相鼓励百姓多生孩子。在很多朝代，赋税、徭役都是按户征收，一个家庭的人口越多，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负担就越轻，而且家中男子多，还能有人服兵役、徭役，避免因无人服役而获罪。甚至有些朝代为了增加人口，还会出台奖励政策，对多生子女的家庭减免赋税，而对无后的家庭则加以惩罚，在这样的制度引导下，百姓自然更愿意多生孩子。
很多人觉得古人多子多福的观念迂腐，可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份看似愚昧的执着，实则是最真实的生存挣扎。古人拼尽全力生孩子，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害怕，害怕夭折、害怕绝后、害怕老无所依、害怕在残酷的环境里活不下去。
古代人物质条件差却执意多生，不过是在残酷生存法则下，用最朴素的方式，求一份家族延续、生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安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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