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队的账房先生们每到年底拨算盘珠子的时候，总会撞见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事。
队里那些人口一窝蜂似的大家庭，往往也是欠公家钱最多的“老赖户”。
按常理说，欠债得还钱，这是老规矩。
要是一年两年都还不上，这日子早就该揭不开锅了。
可偏偏怪就怪在，这些挂着一屁股债的大户人家，院子里反倒最红火，小崽子们养得一个个生龙活虎，小日子过得比那些精打细算、账面好看的“富裕户”还要安稳。
这背后，其实藏着一套那个年头独有的生存“算计”。
这笔糊涂账，咱们得从安徽乡下老张头家里说起。
老张家一共有八张嘴，可真正能下地挣工分的劳力，满打满算就三个。
拿现在的眼光看，三个人拖着八个人，这负担重得能把人压垮，理应少生点才对。
可在老张心里的那个算盘上，珠子拨得跟现在的算法完全是两码事。
那时候农村走的是集体路子，分粮食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按人头分口粮。
这规矩就有意思了。
它的潜台词是，不管你家挣了多少工分，队里头一件大事，是得保证每个人嘴里有口饭吃。
到了秋天分粮的时候，队长站在粮仓门口扯着嗓子喊：“老张家，八张嘴，三个劳力，分粮两百斤，记上！”
瞅准了，关键就在“记上”这两个字。
这就是能钻空子的地方。
粮食是先到了自家袋子里的，这就保住了全家饿不死的底线。
等到年底算总账，队里一合计工分，发现老张家挣的那点分根本抵不上吃掉的粮钱，账本上就变成了“亏空”。
亏了咋办？
先欠着呗。
这对老张来说，简直就是从集体那儿搞到了一笔“无息贷款”，而且是用实实在在能救命的粮食来兑现的。
只要家里人多，分进门的粮就多。
至于穿衣裳？
“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缝缝补补接着凑”，后面小的穿哥哥姐姐剩下的，几乎不用花一分钱。
这么一来，在那个特殊的分配大锅里，多生娃，骨子里就是一种“薅羊毛”——用极低的一口饭成本，换取集体按人头下发的保命物资。
这笔账要是算透了，你就明白为啥那会儿越穷的人家越敢生。
除开“吃粮”这笔经济账，还有一笔更要命的“保卫账”。
老张打小就听老辈人念叨：“男娃是金刚，女娃是泥巴。”
这话如今听着扎耳朵，但在当年的土里刨食的社会，这不仅仅是重男轻女的老脑筋，而是实打实的拳头硬不硬的问题。
那个年月，法治这根弦还没绷到田埂上，村跟村、户跟户之间，抢起东西来，手段往往简单又粗暴。
最常见的就是抢水。
碰上老天爷不赏饭吃的旱年，水渠里的水就是命根子。
谁能把水引到自家地里？
不看谁占理，就看谁家站在渠边上的爷们多。
要是家里有五个大小伙子，往田埂上一戳，那就是一支敢死队，谁敢上来炸刺？
要是家里没男丁，哪怕你有天大的理，水也得被人截走。
村东头有个姓赵的，仗着家里崽子多，想占点便宜，把树苗栽到了别人家的地界上。
邻居气不过，一把火把树苗全点了。
这事闹到村长跟前，村长也只能和稀泥：“你家娃再多，也不能动人家的地界啊！”
你看，虽说树被烧了，可要是换成人丁单薄的人家乱占地，恐怕就不光是被烧几棵树那么简单了，搞不好人还得挨顿揍。
所以说，生儿子，那是在建设家里的“国防力量”。
人多了，在村里腰杆子就硬，说话有人听，这是一种看不见的生存红利。
当然，闺女这本账，也没白算。
虽说平时被比作“泥”，可到了紧要关头，这块“泥”能变成救急的“金疙瘩”。
老张家大闺女出门子那年，家里收了男方送来的四百斤粮食，外带两口大肥猪。
这笔“外财”，直接把家里大半年的窟窿给填上了。
在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年代，嫁闺女收回来的彩礼，往往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一笔现金流。
多生几个，不管是带把的还是梳辫子的，在爹妈看来，都是给未来买的一份保险。
可谁知道，所有的借力打力，最后都有还债的那一天。
日历翻到六七十年代，老张当年拼了命加杠杆生下的八个娃，陆陆续续都蹿高了。
这套“多子多福”的老皇历，终于一头撞上了硬邦邦的南墙。
以前是“不管吃肉吃草，拉扯大就行”，现在孩子大了，事儿也多了。
老大要娶媳妇，没新房不行；老二要嫁人，嫁妆寒酸了不行；老三要念书，学费就是个填不满的坑。
这时候，原先的“人口红利”，一下子变成了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人口烂债”。
老张家穷得连个猪崽都抓不起，冬天还得指望亲戚送点粮食救济。
最惨的是二小子，因为家里实在掏不出盖房子的钱，一直打着光棍，被村里人笑话“穷得连媳妇都领不进门”。
为了堵上这个大窟窿，老张咬碎了牙去借了高利贷，这一背就是五年翻不了身。
为了还钱，老张的老伴连自家猪圈里的粪都不舍得扔，攒起来卖给别人当肥料换钱。
更难受的是老三。
为了找个伴儿，跑了十里八乡，最后实在没辙，甚至动了去当“上门女婿”的念头。
在当年的农村，“倒插门”那是没法子的法子，往往意味着连祖宗牌位和脸面都不要了。
但在活下去的压力面前，脸面早就不值钱了。
这一出悲喜剧，不光是在老张家上演。
到了七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回过味儿来了。
靠人多得红利的日子到头了，资源不够分的红灯亮了。
地就那么多，粮就那么多。
要是不勒紧裤腰带控制人口，大家伙儿最后的下场不是“多子多福”，而是“一块儿受穷”。
于是，计划生育的大网撒了下来。
那个时代的人，在当时的分配规矩下，做出了那时候看来最精明的选择。
他们用生孩子来对抗生存风险，赢了上半场，却在下半场付出了沉甸甸的代价。
如今再琢磨老张那句苦笑：“不多不行啊，可多了又是个愁。”
这哪里是犯糊涂，分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面对生存这盘棋时，最无奈也最精明的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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