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聊聊龙川。
如果讲到广东的历史，龙川一定是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秦汉时期，龙川为中原文明进入粤东地区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秦始皇政府岭南的时候，在今广东地域就设了四个县，番禺、四会、博罗和龙川。
曾有人认为博罗为汉朝设置的县，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东晋裴渊所著的 《裴氏广州记》里说，“龙川为博罗之东乡。”按照这种说法，博罗应该先于龙川设县。这也印证了我的观点，秦始皇进军粤东的路线是从番禺（今广州）出发，溯东江而上，先设博罗，再设龙川。具体细节请看我写的《》。
龙川之名怎么来的？有观点认为，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前，龙川应该有另一个地名（百越族起的土地名），赵佗登基之后，为了神化自己，就把自己的龙兴之地叫做“龙川”。
龙川地名在古籍中第一次出现就是《史记.南越列传》，古文献在提到赵佗之前，确实没有任何有关龙川的记载，因此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裴氏广州记》也说，“（龙川）本博罗县之东乡，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东泉，因以为号也。”这就隐约表示，龙川的地名就是赵佗为了神话自己而改的，中原文化味相当重，跟番禺、博罗这种土语痕迹很重的地名完全不同。
不过，博罗和龙川都是秦朝设置的县，谁先谁后，差别也就一两年时间，没有细究的必要。
秦军为何在龙川设县？这可大有讲究，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
秦龙川县的县治在今佗城镇。东江上游的三条源头，寻乌水，贝岭水和 浰水，刚好在这附近汇入东江。以秦军当时的实力，都是先控制主要河流的河谷地带，再向支流进军，佗城就刚好卡住军队从主河道向支流进发的关键节点。
佗城位置的精妙还不止于此，它刚好位于东江突出部的台地上，这样的位置往往是古代建筑城池的首选之地。 河流 凸出水速较缓，不易受到洪水冲刷；城池至少两面环水，易于防守且视野开阔；后面上山，有充足的燃料供应。
以博罗控制东江中下游并作为物资供应基地，以龙川控制东江上游，并抵御越人顺东江而下，这是东江流域两个秦置县的分工。
任嚣去世以后，为什么召集龙川令赵佗商议，而不是去找博罗或者其它县令？因为当时岭南秦军的主力应该在赵佗手里，驻扎在龙川一带，正准备扩展新的领地。南海郡的其他三个县，番禺、博罗和四会，相距并不远，河谷地带多，土著大多被摆平，只有少数兵力驻扎。
秦代的龙川县，实际上是整个粤东区域的核心。如果按照管辖范围来说的话，不仅今河源市的大部分地区，还包括今韶关新丰等地，梅州新宁、五华等地，今江西寻乌和安远的南部一带都可能是龙川县的地域，因为东江当时能通航直到那里。
博罗县，严格上说不算是粤东地区，尤其是在秦汉时期。为何？因为秦汉时期东江的出海口都在园洲和石湾一带，博罗应该归入珠三角区域了。
作为秦置四县之一，南越国的龙兴之地，龙川在秦汉时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为何被边缘化了？
秦汉两朝，龙川无疑是粤东地区的区域中心，接下来却不断被拆分。
自两汉到三国，东江流域没有独立设置郡一级行政单位，都是归郡治在番禺的南海郡管辖，东江中上游仍然只有龙川一个县。东江也一度被称为龙川水。
自东晋开始，龙川县就不断被拆分。太和元年（366年），龙川县分出了一个雷乡县。南朝齐的永明元年（483年），龙川县又分出了河源县和新丰县。
东江上游的龙川的县域被拆分的同时，东江下游的县也在增多，东江流域需要一个行政区域中心，这么多县自然需要一个郡级机构来统管。
这个区域中心却没有设在龙川。
南朝梁的天监二年（503年），南海郡分出了一个梁化郡，统管欣乐、博罗、河源、龙川、雷乡等五县，郡治在今惠东县梁化。如此一来，龙川县开始边缘化了，但很长时间里，仍然是东江流域的两大区域中心之一。
隋开皇九年（589年），曾设循州总管府于龙川，可仅仅过了两年时间，591年，循州总管府又从龙川搬迁到了惠州。605年，循州总管府被废除，设立了龙川郡。龙川郡的郡治却不在龙川，还是设在惠州（今惠城区梌山），龙川的名字都被搬到了今惠州地区。
整个唐朝，东江流域只有一个行政中心，先后被称为龙川郡，循州，海丰郡，治所都位于今惠州梌山。
自五代到元朝的四百余年时间里，东江流域又恢复了双中心，上游的龙川和下游的惠州。
以北宋为例，上游是循州（治所龙川佗城），辖龙川、兴宁和长乐等三县；下游是惠州（先为祯州，治所梌山），辖归善、海丰、博罗和河源等四县。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废除了东江上游的循州，把龙川县划入惠州府。东江流域又从“双核”变成了“单核”，龙川再无区域中心地位，彻底边缘化了。
这种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是由龙川的地缘决定的。
北面，龙川处于东江水系和赣江水系分水岭的南麓，与今江西地域的交往历来不密切。 唐朝以后，大庾岭的梅关古道打通为官道，北江与江西的赣江成为了南方最繁忙的通道，东江的上游进一步沉寂
东南是 今潮汕和揭阳等地，又因为韩江水系而自成体系。海上贸易兴起后，潮汕可以出海，龙川只能输出资源。
西南是惠州，离出海口又不远，又是东江流域的区域中心，人口和资源自然会向下游汇集。
明清时期，闽粤赣三省交界之地非常难管，南赣巡抚也因此而设，龙川被如此复杂区域所包围，发展自然也会放缓。龙川的地缘劣势越来越明显，自然也就越来越边缘化。如果当时把南赣巡抚设于龙川，恐怕又是另一番光景。
除了地缘之外，我觉得龙川最遗憾的事情，就是失去了区域中心的地位。
后来开通京九铁路，高速公路的时代却很快到来了，铁路的拉动效应已不如过去，对龙川的帮助依然不大。
如果1988年拆分惠阳地区，进行地改市的时候，东江上游的市一级行政中心不设在河源，而是设在龙川呢？
无论从历史沉淀，还是从现实的拉动作用，我觉得东江上游的行政中心设在龙川更合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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