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第一批赴大陆探亲的台湾老兵在基隆港登船时，许多人将写着家乡地址的木牌挂在胸前，风吹得纸片猎猎作响。那一年，97岁的胡定远还在桃园的眷村里烧水煮饭，他看了一眼电视新闻，轻声嘀咕：“有生之年，还能走得到吗？”转眼三十载，真正把他推回川南故土的，却是一封缺乏标点的电子邮件。
2017年3月3日午后，成都某公益机构工作人员魏思佳收到一封标题为“我是台湾人我想帮爷爷寻找四川省的亲人不知道要从哪个渠道”的邮件。发信人林蜜儿只留下几行断句，说爷爷叫胡定远，离家七十余年，老来病重，只想在临终前见一次亲人。简单几句话，却像一根刺扎在魏思佳心头，她当即回信，索要更细致的线索。
很快，老人断断续续的回忆被整理成几条坐标：凤凰乡，卖冬粉的大姐夫，白米洞山下的寺庙，寺门口那口生铁大钟。这些地名在1940年前后的地图上还能找到，却在今日行政区划里早已湮没。四川泸州、重庆万州、合江白米镇，多支寻访小组开始在蜿蜒山道间奔走，村口的老人纷纷被拉来辨口音。有人说像泸县话，有人摇头，说更像合江土语，众说纷纭。
时间退回到1920年2月，胡定远出生在四川泸县一个九口之家，排行老幺，没有读过私塾。抗战全面爆发后，乡里“抓壮丁”的桡板船沿长江逆水而上，1940年冬，他在去集市买粉条的途中被抓走，翌日押到万县，再经恩施送往宜昌。登记那天，连名字都是排长给起的——定远，平定远方，听上去带着几分嘲讽又几分祝愿。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71军入缅，他走在最前面的补给纵队。密林潮湿，毒蚊横飞，一颗流弹打在他胸前的银元上，银元凹陷，人却捡回一命。胜利后，本应返乡，但部队被调往台湾，他跟随船队驻守新竹与左营，抽到炊事班分配，日子一晃就是四十年。期间，母亲哭瞎双眼、父亲撒手人寰的消息，他从未收到。
1949年戒严令落地，两岸音讯俱绝。那些被时局裹挟赴台的士兵，很快老去。61岁那年，胡定远在眷村成婚，生活清苦，靠修理电风扇补贴家用。进入九旬，肝癌缠身，连夜咳血。医生劝他躺下休养，他却反复叨念白米洞那座钟——“咣当一声，连山都回响。”
电子地图帮不上忙，老人仅剩的记忆必须和实景对上。4月初，泸州市台办决定让胡定远视频连线。屏幕另一端，志愿者举着手机对准山脚：“老人家，您瞧这水泥电杆，这边是不是寺门？”老人眯眼看了良久，突然激动拍椅把：“对面有个‘天灯’的小山包！”现场静了一秒，有村民恍然：“灯杆山！每年正月点灯的灯杆山！”
寻访方向收窄到合江县白米镇灯杆山。可新的难题随即出现：此处胡姓人家早已迁空，只剩百岁老者能说几句旧事。就在工作组陷入僵局时，一位名叫曾德明的老人提到“石坝村李家旧时卖冬粉”，与胡定远记忆重合。众人立即赶往石坝村，敲开李官民的木门。老屋墙角的石臼里仍残留红薯粉末，李官民翻出父辈账本，封面写着“冬粉薄利，岁在丁丑”。
视频再次接通。胡定远问：“李家老九在不在？”镜头前，七十八岁的李嘉猷抹泪点头：“幺舅，是我。”这一声唤得在场人心头一紧。确认完小妹童年烫伤的伤疤细节，身份坐实，寻亲团队随即张罗老人的返乡行程。
2017年4月20日中午，合江县白米镇龙湾村鞭炮声此起彼伏。身着旧军装的胡定远在外甥的搀扶下踏进土砖院落，短短几十米，他走得格外慢。院中央摆着长桌，乡亲们端来糯米酒，他只呷一口，便催着去山后的坟茔。石阶湿滑，外甥坚持背他上去，他摆手固执地自己拄杖。来到坟前，老人双膝一弯，手里的香颤抖得几乎折断。他只能断续地说一句话：“爸，妈，儿回来迟了。”
傍晚，村口临时搭的戏台亮灯，川剧锣鼓响起，灯杆山的夜空像七十多年前那样红火。老兵坐在竹椅上，听折子戏《杀四门》，忽而自言自语：“那年打通滇缅公路，也是这般鞭炮。”众人默然，不知如何接话。
短暂团聚只持续一周。老兵在泸州的最后一天，特意前往建川博物馆“远征军展厅”。他戴上老花镜，顺着名单一行行找过去，每看到熟悉姓氏都轻声念：“赵排长，李大个……”有记者问他想些什么，他摇头，没有回答。
4月25日，胡定远返台治病。医院病房的窗户对着操场，每日下午有孩子练队形，他听见口号声，还会下意识立正。2018年8月24日清晨，病情恶化，他合上双眼。火化当天，家属按照老人遗愿，将一袋四川黄土同骨灰一起安放——袋口扎得很紧，防止途中撒落。
有人统计，抗战胜利后滞留台湾的川籍老兵，活到本世纪的不到三十位。胡定远是其中年岁最长者之一，也是极少数真正踏上故土的人。他的录像如今存放在泸州档案馆，片长不到九分钟，画面中，老人抬头望着灯杆山，嘴角牵动，不知是在笑还是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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