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一月初，新疆北缘的戈壁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度，风卷着碎雪像利刃横扫营地。野外地质队集合完毕，翻看名单时，人们忽然发现，二十二区勘探小组的杨拯陆没有归队。那一刻，荒漠的寂静比风声更刺骨，大家循着她最后留下的脚印，顶着风雪冲进茫茫白色。
队友们不知道，这位年轻女队员在失联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资料放我背包里，风再大也别撒。”说完，她把蓝布包揽在怀中，转身进了愈加昏暗的雪幕。等到众人找到她时，姑娘已侧身倒在被风雕刻的雪丘背风处，十指深深插进冻硬的地面，胸口死死压着那份油气构造图，纸张完好无损。
悲痛与震惊还未散去，大家的记忆又被带回更早的二十多年以前。那是西安事变前后，时任西北军将领的杨虎城带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与张学良共同扣押蒋介石。事变虽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也让杨虎城一家付出惨烈代价。蒋介石先以“出国考察”为名将其软禁，随后长期囚禁，直至重庆解放前夕将其秘密杀害。
与此同时，他最小的女儿杨拯陆才刚满九个月。为躲避追捕，外祖母抱着她奔波于关中各县。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小女孩最大的印象是“搬家”，以及外祖母常念叨的一句话——“幺儿别怕，你爸爸是大英雄。”这句安慰攒起了她内心最初的信念：要像父亲那样，用一生做有用的人。
一九四七年，西安已经换了旗帜，十一岁的杨拯陆总算能坐进教室。那年冬天，外祖母把父母遇害的噩耗告诉她。她愣住良久，红着眼却没掉泪，只问：“我能做什么？”老师回忆，那之后，这个瘦小的女孩把所有空闲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成绩一路飙到年级第一。
三年后，她以优异分数考入西北大学石油地质系。新中国百废待兴，能源短缺成为最急迫的难题。许多同学偏爱留在大城市，她却主动递交申请：去边疆，去最艰苦的地方。团委书记曾劝她再考虑，她摆摆手：“我姓杨，但我只是国家的一个螺丝钉；哪里需要，就拧在哪里。”
一九五四年，她提前一年完成学业，被破格吸收为中共党员，随即奔赴新疆。那是一片人迹罕至的“黑油海”，白天四十多摄氏度的热浪，夜里瞬间跌破冰点。为了节省经费，勘探队住土坯房，一条哈密瓜作早餐已算奢侈。艰苦没有压垮她，反倒让她兴致勃勃地给学弟写信：“沙漠像课堂，每挖下一铲子都是新知识。”
真正的考验出现在一九五九年冬季会战。为赶在来年春融前完成塔中凹陷详测，杨拯陆随小队跋涉数百公里，在风口布设剖面测线。入冬后的第三场寒潮突袭，他们被迫分散寻觅避风点。就在这混乱时刻，她发现几页关键图纸被风掀起飞走，情急之下独自返身追寻。
那片沙丘转瞬被雪覆盖，方向感全无。她靠罗盘辨位，耗尽体力也没能冲出风区。最终，她背靠探杆坐倒，把图纸塞进皮背包，又把双手插进冻土，扣紧背包下缘——这动作极其用力，连指甲都折进泥里。队友赶到后，一位测绘员哽咽着说：“图纸热乎得像刚从胸口拿出来。”大家默默齐齐行了队礼。
验尸报告显示，体表冻伤严重，但胸前却保留一片尚有体温的痕迹；那是她用生命焐热数据留下的印记。那一年，她二十二岁。
消息传到西安，年迈的外祖母只是抚着黑白遗像，喃喃重复：“幺儿没丢爹的脸。”当局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将那份幸存图纸装订复制，成为后来克拉玛依油田勘探档案中的“0号卷宗”，至今仍存放在新疆油田地质档案馆。
有人问过她的同学，怎样评价这位女地质员。答曰：“她读书时像一束火，工作时像一座锚，关键时刻死死钉住要紧的东西。”或许正因为继承了父亲的倔强，她把个人生死看得轻，却把手中任务看得重，那双插进雪里的十指，是青年一代对国家工业化的最决绝的承诺。
岁月流转，大漠上已林立井架，昔日风雪的痕迹被黄沙覆盖。但在勘探队的口述史里，那位咬着嘴唇逆风而行的女孩子，从未被埋没；她曾经护着的一卷纸，也在无数次技术改版中被复制、完善，并最终化作油田昼夜轰鸣的黑色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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