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海参崴码头，29岁的刘华清第一次抬头望见苏联“基辅”号重型巡洋舰改装的飞行甲板，心里“轰”地响了一下——原来海战还可以这样打。从那天起，“会下蛋的铁甲巨岛”在他脑海扎了根。二十多年后，那颗种子终于在北京西山里的军委办公区迎来了关键的发芽时刻。
1970年，刘华清被调去担任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职务听上去不如从前风光，却给了他研究航母的难得机会。他抓紧一切时间写出《关于建造航空母舰的初步意见》，把目标定在“三年见雏形”。理想虽高，形势却瞬息万变——“九一三事件”让刚起步的项目嘎然而止，图纸尘封在档案柜里。
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国防开支依然捉襟见肘。1982年，刘华清当上海军司令员，他率先在机关里扔出一句话：“再拿小炮艇去对付现代舰队，就是送死。”然而，海军在全军装备序列中被排在最后，惯性思维依旧顽固。摆在他面前的，是钱袋子和观念双重阻力。
1987年春，中央军委讨论“七五”期间装备计划，会上几乎没人提到航母。气氛刚刚散场，首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一条外电：某总部领导向外宾表示，中国奉行近海防御战略，不打算搞航空母舰。消息一出，海军大院炸开了锅。刘华清合上报纸，只问身边人一句，“这是谁的意见？”
第二天傍晚，他推开老司令员萧劲光家的小院门。老将军坐在藤椅上，听完来意，抬头喘了口气：“说不造？话未免说早了。守海也得能出海。”刘华清应声道：“没甲板，海军只能在岸边打圈子。”短短几句对话，道出两代海军人的无奈与焦虑。
得到老首长首肯后，刘华清立刻向总参递交书面汇报，要求单列海军装备专题。3月31日，总参装备部部长贺鹏飞受命来听。刘华清没用幻灯片，也没有套话，第一张图就是马岛战争中新旧海军力量对比。接着他阐述三层逻辑：一是外线机动需要远海基点，二是防御同样离不开制空权，三是提前二十年培养舰载机部队，否则临阵抱佛脚来不及。
他说：“再造一堆千吨舰，犹如在黄河里练游泳，似是而非；我们要给未来的指挥员一张真正的蓝图，让他们知道终点在哪。”贺鹏飞听完，只回了七个字：“我替你去拼一把。”这句话后来在海军院内流传很久。
紧接着，海军争取到在广州舰艇学院开设“飞行员舰长班”的名额。十名中青年军官换上了印有小小舰载机徽章的蓝色胸标，走进模拟甲板教室。外人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刘华清却清楚：二十年后，他们将站到崭新甲板的指挥台上。
然而资金与技术的短板依旧横在眼前。刘华清把视线投向海外，一旦有能“拿来即用”的船体，一定要出手。1995年，乌克兰准备处理“瓦良格”号半成品航母，消息传到北京。刘华清随即批示：“快去看看，看得值就买。”这番话简单，却打开了通往现实的最后一道门。
中船总公司代表团带回的报告，把“缩短研制周期、获取核心数据、培养工厂队伍”列为三大收益。争议依旧热烈，支持者担心拖延，反对者顾虑巨额费用和外界压力。最终，2000万美元的拍板价，换来了一座沉睡的钢铁巨物。1998年晚秋，“瓦良格”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被拖船一点点拉出黑海，路途惊险，差点搁浅，几乎成了国际新闻的“航母漂流记”。
2002年3月，大连港雾气沉重，“瓦良格”号缓缓入坞。熟悉刘华清的人都记得，那天他特地穿了件深蓝色大衣，站在码头盯着巨舰，足足十分钟没说话。有人打趣：“首长，梦到家了吧？”他只是点头，眼神像在丈量每一道焊缝。
2004年8月，航母工程正式获批。距离那篇“初步意见”已经过去三十四年，是半个军旅生涯的坚守。88岁的刘华清签字时，笔尖微微发抖，旁人却感到他的心跳得异常有力。
2011年1月14日凌晨，95岁的他在北京医院离世。病榻前，他曾低声嘱托身边人：“看着大船下水。”半年后，涂装成亮白色的“辽宁”号首次出坞试航，蒸汽腾腾。2012年9月25日，海军正式接舰，阳光下的五星红旗在舰艏迎风招展，甲板上第一批舰载机飞行员正是当年“飞行员舰长班”的毕业生。
如果把中国的航母历程比作一部长篇，1987年那句“这是谁的意见？”就是转折页。它让一个几乎被搁浅的梦想重新得以校正航向，也把一个将帅的倔强融入了共和国的深蓝版图。如今回到那年的春天，谁能想到，一张报纸激起的质疑，会在25年后化作万吨巨舰的汽笛？这或许正是历史最精彩的注解——关键时刻，总得有人拍案而起，问出那一句不合时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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