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春天，兰州大通河边上，有个荒废已久的乱石滩，这几天却突然变得杀气腾腾。
这地界平日里连只兔子都不爱来，但这会儿却扎堆来了二十四号人。
这里面有穿着制服的公安干警，有玩炸药的行家，还有几位提着勘查箱、板着面孔的法医。
这帮人凑在一块儿，既不是为了探矿发财，也不是搞什么军事演习。
说白了，他们就是来死磕一道算术题的。
题面看着简单：五公斤的烈性炸药，接上一根二十厘米的引线，谁要是敢去点火，能不能留着命跑出爆炸圈？
现场指挥把手一挥，只听见沉闷的一声巨响，碎石头渣子漫天乱飞。
那位爆破专家手里的秒表刚按下去，眉头就锁成了一个大疙瘩。
这实验前前后后搞了十五回。
得出的数据冷冰冰地摆在那儿，谁看了都得哆嗦：
从火星子冒出来到炸响，满打满算只有两秒。
炸开的那一瞬间，闪光也就火柴头那么点大。
至于冲击波能扫到的范围——谁要是在点火的位置呆着，那就得变成一堆碎肉。
这几行数据，像几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那个流传了十六年的“神话”脸上。
要知道，在当年的传说里，有个叫刘学保的“英雄”，不光点着了炸药还能全身而退，甚至还能看清楚炸药包冒出来的“蓝色弧光”，最后除了受点轻伤，硬是把大桥给保下来了。
这哪是什么奇迹，这分明就是把物理课本按在地上摩擦。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这桩陈年旧案的盖子，算是被科学给撬开了一条缝。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翻回到那个让人血脉偾张的1967年。
那时候的刘学保，头上还没顶着光环，只不过是连城林场留守处一个不起眼的副班长。
但他心里的那把算盘，拨得比谁都精。
在那个人人想出头的年月，一个小小的副班长想翻身，想离开这个鸟不拉屎的林场，光靠埋头苦干那是做梦。
他太需要一个梯子了，一个能让他一步登天的“惊天大案”。
那时候啥最吃香？
抓坏人，保卫公家财物。
可问题是，这林场荒得连个人影都少见，哪来的敌人？
刘学保把心一横，搞了个丧尽天良的如意算盘：既然没敌人，那我就造一个出来。
他像猎人选猎物一样，盯上了李世白。
选李世白这个人，那真是“眼光独到”。
这人平日里三脚踹不出个屁来，胆子比老鼠还小。
最要命的是，他历史上当过国民党的宪兵。
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这就是天生的靶子，最完美的替死鬼。
1967年12月17号晚上，外面冷得要把耳朵冻掉，气温跌到了零下十度。
照着刘学保后来编排的剧本，那晚简直是生死时速：国民党残渣余孽李世白企图炸毁大通河大桥，被他撞破了。
他冲上去肉搏，脑袋被李世白用石头开了瓢，但他还是英勇地用斧头砍翻了对方，在爆炸前的最后一刻抢走了炸药包，桥保住了，自己却搭上了一只左手。
这出戏，演得那是相当投入，下的本钱也够大。
一只手残废，换别人一条命。
这就是刘学保押的赌注。
拿自己的残疾和别人的脑袋，去博一个“英雄”的金字招牌。
那他博到了吗？
就当时那情况看，他这把不仅赢了，而且赢得盆满钵满。
转过天来，《甘肃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紧接着，《人民日报》也转了。
广播里连着三天嚷嚷他的英勇事迹。
什么嘉奖令、慰问金，鲜花和掌声，像雪片一样把他埋了。
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出了个“护桥英雄”。
相比之下，成了“垫脚石”的李世白一家，那日子简直就是掉进了冰窟窿。
那个可怜的李世白，甚至没挺过那天晚上。
死得不明不白不说，死后还被扣上了一顶“反革命炸桥罪”的大黑锅。
这家人后来过得有多惨？
老婆丁秀珍被林场赶了出来。
孤儿寡母的，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根本没处去。
为了给孩子讨口饭吃，她只能咬着牙，带着孩子嫁给了一个深山沟里、六十多岁还疯疯癫癫的老头子。
儿子李毅被关进了看守所，大铁门一锁就是好几年。
女儿李梅下乡去陇南插队，年纪轻轻就落下一身去不掉的风湿病。
这就是刘学保那个“如意算盘”带来的连带伤害。
只可惜，买单的不是他，是李世白一家人的血和泪。
可话说回来，只要是假的，早晚得漏风。
刘学保编的那个故事里，藏着一个怎么也圆不上的硬伤。
就是那座桥。
那是座什么桥啊？
总共不到二十米长，架在一个荒沟沟上，平时半天都不见一辆车过。
从搞破坏的角度说，炸它纯属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这点事，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到了1978年11月，连城林场的食堂里。
十一个年头过去了。
那股子狂热劲儿慢慢退烧，大伙儿的脑子也开始清醒了。
有个叫赵益民的老木匠，平时是个闷葫芦，那天吃饭突然冒出一句：“那破桥，压根就没人稀罕炸。”
这话声音不大，但在那个傍晚，听着就像一声炸雷。
其实大伙儿心里早就有疑影了。
就李世白那个窝囊废性格，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去炸桥。
那天晚上到底谁听见第一声响了？
刘学保那伤怎么看着那么别扭？
这怀疑的口子一旦撕开，就再也缝不上了。
林场的老工人们自发凑了点钱，买了纸笔，一口气写了十二封信。
这些信寄到了县公安局、省检察院，有的甚至寄到了《解放军报》。
信里有一句话最扎心：“我们觉得对不住那条人命。”
这哪是单纯的喊冤，这是良心在还债。
1983年，专案组终于进驻了。
如果说1967年定案靠的是嗓门大和情绪高，那1983年翻案，靠的就是逻辑和科学。
手里攥着的，只有当年医院留下的一份病历。
可偏偏就是这份病历，成了戳穿西洋镜的利剑。
法医死死盯着病历上的记录，看出了猫腻。
李世白的致命伤在后脑勺，口子整整齐齐，深得能看见骨头。
刘学保说是“搏斗时用石头砸的”或者“斧头乱砍的”。
但这伤口，怎么看都像是从背后下的黑手，而且绝对是利器劈出来的。
更要命的是那把斧头。
当年的工友回忆说，案发前两天，刘学保特意去领了一把新斧头，借口是“砍防护桩”。
而那个给刘学保缝伤口的军医也证实，清理伤口时在刘的手掌里挑出了木头渣子。
这么一来，证据链就严丝合缝了：
买了斧头 -> 砍木头试手感 -> 砍人。
再加上开头咱们说的那个旧石场里的爆炸实验。
五公斤炸药，两秒就炸。
在这个要命的时间里，刘学保既要制服李世白，又要切断导火索，还得跑出安全圈，除非他是神仙。
唯一的真相就是：炸药是他自己点的，为了让戏演得逼真，他故意凑上去炸废了自己的手。
至于什么“蓝色弧光”，纯属瞎扯淡。
实验表明，那种导火索烧起来光亮极小，根本没啥蓝光。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事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保卫战，这就是一场处心积虑的谋杀。
1984年1月24号凌晨，刘学保在家里被摁住了。
他只吐出三个字：“是我干的。”
为啥要这么干？
他的回答跟当初大伙儿猜的一模一样：“图个党票，图个名声，最主要的是想调回城里去。”
为了这三个私心，他宰了一个无辜的人，毁了一个家，把整个国家都给耍了。
1985年秋天，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刘学保犯故意杀人罪、伪造破坏国家交通设施罪，一辈子蹲大牢。
宣判那个下午，外头下着蒙蒙细雨。
丁秀珍没到场。
她年纪太大了，路也太远。
这时候的她，还窝在百公里外那个穷山沟里，满头白发，手指头干裂得像老松树皮。
当邻居把判决书的消息带给她时，这位苦熬了一辈子的老人，只是抬起浑浊的眼睛，喃喃地念叨了一句：
“人是好人。”
这四个字，分量比那张判决书还要沉。
李世白是平反了，名声也找回来了。
可这个家庭失去的十八年光阴，谁赔得起？
李毅坐过的冷板凳，李梅身上的病痛，丁秀珍受过的白眼，这些东西，那是永远也抹不平的伤疤。
回头再看这桩案子，与其说它是个刑事案，不如说它是个人性的“黑色样本”。
刘学保的逻辑其实粗暴得很：在这个大时代的浪潮里，只要把自己的私利挂靠在那些响亮的政治口号上，就可以把法律踩在脚下，把人命当草芥。
他自以为摸准了时代的脉搏。
但他算漏了一样东西：
时代这玩意儿是会变的，可物理定律变不了，伤口的形状变不了，事实的逻辑变不了。
你可以蒙大伙儿一时，甚至能蒙一部分人一辈子，但在证据和逻辑面前，那张画皮早晚得被扒下来。
那座大通河桥，到现在还立在那儿。
它眼看着一个假英雄怎么爬上去又怎么摔下来，也见证了那个雨天，正义虽然来晚了，但终究还是敲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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