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三月中旬，昆明的风里还夹着寒意，一名刚下火车的上等兵站在呈贡路口的军区大院前，心里翻涌着忐忑和希冀。门卫问他来意，他敬了个礼，声音不高却透着底气：“我叫陈人康，是陈士榘将军的四儿子，来看看谭政委。”一句话，让警卫的手立刻放了下来。
陈人康为何要来？原因很朴素——到昆明参加培训后，他发现连里正在紧日子，饭堂每日稀粥炒青菜，想起父亲说过“老谭在昆明”，便生出“蹭顿饭”的小心思。年轻人嘴上不说，肚子却诚实。军中不乏苦日子，可谁又能拒绝一碗热汤面里的肉香？
说到“老谭”，就得回溯三十八年前。1928年4月，井冈山新城一仗刚打完，红四军俘虏队伍里突然传来低低的《国际歌》。俘虏队区队长陈士榘循声而去，看见一个清瘦的青年昂头而唱。那位青年就是谭甫仁。两人第一次对视，没有敌我，只有同路人的默契。朱云卿一句“这是自己人”，让谭甫仁从俘虏变成战友，也让彼此的情谊从此生根。
长征途中，枪林弹雨不曾割断这份关联。陈士榘暴风般冲锋，谭甫仁擅于鼓劲稳人心，两人一前一后为队伍闯出血路。抗战时分野战军序列，他们相隔千里，却借着零乱的电文互通消息。每逢对方名字出现在战报里，一声“好样的”是最 tacit 的赞叹。
1949年，五星红旗在北京城上空飘扬。新中国需要修桥筑路、开山凿洞，军委想起搞爆破出身的陈士榘，任命他筹建工程兵，五角星闪烁在工地与战场之间。自此二十五年，他与炸药、测量尺打交道，西北戈壁、东北密林，都留下他的脚印。一腔豪情，埋进钢筋混凝土。
1965年夏天，组织上把谭甫仁调入工程兵。那会儿，人称“钻山豹”的陈司令脾气冲，“说话像炸雷”，不少年纪相当的将军与他难免有磕碰。令人惊讶的是，谭甫仁到任后气氛立刻平和。陈士榘后来感慨：“老谭清楚政委该做什么，更懂我。”两人把工兵部队从零散的架子队捏成硬拳头，定编制、立教材、首度推行“三同时”施工制，连外国军事专家参观后都直竖大拇指。
然而，岁月不肯久留安稳。1967年初，谭甫仁奉命南下，主持昆明军区日常工作。滇西边境局势错综复杂，大小摩擦此起彼伏，他每日穿梭在会议室和前沿阵地间，泥点子经常溅到镜片上，也无暇擦拭。陈士榘寄去的信件寥寥数句，唯叮嘱一句：谨慎再谨慎。
正因如此，陈人康在父亲面前提起“要去找谭叔叔改善伙食”时，只得到一句“别给老谭添麻烦”。可他还是去了。那天，谭甫仁放下手里的报告，满脸惊喜地迎进这位小客人：“你真像当年的老陈，一股闯劲！”屋里陈设简单，靠墙有张破沙发，一盏旧煤油灯占着小圆桌半壁江山。可等开饭，木桌上竟摆了热腾腾的云南米线、红烧鸡块、清炒卷心菜，连一碟酱豆也冒着香气。
“快吃，别客气。”谭甫仁笑着招呼。陈人康埋头大吃，临了才抬头嘟囔：“好久没见过这么香的肉。”老政委哈哈笑，说道：“前线时，我们啃树皮都能笑，知足吧。”
饭后，谭甫仁把几本《工兵战例选》和《地下工程要诀》塞进对方挎包，“拿去看看，别只惦记吃的。”随后拿起电话直拨北京。“老陈，收拾孩子要靠你，我可管不了。”听筒那头传来爽朗笑声：“行，只要他没闹翻你的天线就好。”简短对话，却透出几十年战友情的铁色温度。
夜幕降临，陈人康道别离开。月色皎洁，他回头望见那盏煤油灯仍在窗后闪跳，映着谭政委低头批阅文件的身影。那一刻，他突然懂了父辈口中“军人不分远近”的分量。
之后的岁月，少年人转战多地，每逢艰苦任务，总忆起那个简陋院子、那碗米线。前辈们用脚步丈量了山河，也用清茶素席教育了后生——真正的友情经得起风霜，也装得下烟火。
1970年12月23日，昆明城西传出枪声。谭甫仁在办公途中遇刺，终年六十六岁。噩耗飘到北京，陈士榘沉默许久，只轻声说道：“他是把命留给了人民。”那一夜，院子里没有灯，可北京的冬夜分外寒。
数年后，谭家长子谭友林调进总参，专程去看望陈司令。老人已满头华发，却坚持在书桌旁画隧道剖面图。看到来人，他慢慢站起，拍了拍肩：“你父亲说过，修路就是修通天下人的路，我们都别停。”说完，他推过一张老照片——两位战友在军博前并肩而立，背后是一座正在筑基的大桥。
从井冈山的枪火到高原的炊烟，再到北京的书房，陈、谭二人跨越四十余年风雨。某种意义上，那一顿简单的家常饭，是这段战友情的生动注脚；更是老一辈革命军人甘于清贫、甘于奉献的日常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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