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南昌赣江码头汽笛声此起彼伏。落日把江面染成橘红，晚风带着潮湿的热浪扑面而来。刚从渡轮上走下来的水静理了理军装，视线却不在码头的喧闹，而落在不远处那座灰白色的滨江招待所。几小时前，她刚在那里见到了一位让自己少年时期便心生景仰的人——彭德怀元帅。那一握手的温暖与质朴仍留在她掌心，令她的思绪翻涌不已。
水静今年已二十九岁。十四年前，她只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在新四军的枪炮声里背着药箱穿行蘸满露水的山路。那时前辈们口中的“彭老总”，是奔走在太行山间的传奇；如今，他却出现在自己眼前。下午的座谈会并不漫长，彭德怀以惯常的爽朗，与杨尚奎探讨老区生产救灾，又特意向这位昔日“小通讯员”问了句身体状况。那一声亲切的“同志”，让水静忘了紧张，也打消了她对“铁面元帅”的畏惧。
夜幕降临，简陋的干打垒宿舍里弥漫着米饭香。饭勺搅动的声音中，水静忽有所动：能不能请彭老总来家里尝口家常饭？这样的念头一冒头，就像野草般疯长。她端着碗，眼里闪着光，对丈夫提议。没想到，刚张口就被一句短促的提醒泼了凉水——杨尚奎轻声道：“小心挨批。”话虽带着笑，却道出了他的担忧。
杨尚奎并非胆小。他跟随红军长征时负过伤，也在解放战争中带过团。但他熟知彭德怀对奢靡的深恶痛绝，更记得1939年冀中军区那场小宴被当场叫停的教训。一盘额外上桌的燉鸡，就惹得彭德怀拂袖而去。陈赓大将在屋里赔笑：“他还算给面子，没把桌子掀了。”类似的轶事，此后又在1954年北京四季民福的简餐里上演——彭德怀见到两道大菜，当场让勤务员退回厨房。这样的脾性，岂是好打动的？
夜深了，窗外树影摇晃。水静辗转反侧，心里反复掂量。她明白“请客”一事若稍有铺张必遭拒，但若只是端出自家种的青菜、街口打来的豆腐，配上家里省下的两斤新米，既不占公家便宜，也无浪费之虞，或许能成。毕竟，在那个节约成风的年代，人与人之间表达情感的方式并不多，一顿朴素却真诚的便饭，也是一种革命情谊的延续。
清晨五点，营房半宿不眠的水静已拎着竹篮去了早市。她挑了两条尚在扑腾的小草鱼，几把通体碧绿的空心菜，又用油票换了三两猪肉。良心摊贩悄声劝她多买几样，她摆摆手，只留下一句：“够吃就行。”日头渐高，竹篮却仍旧轻巧。对于一位打小在战地长大的女兵来说，节俭已如本能。
中午过后，两人再赴招待所。大厅里人来人往，空气里是木地板的清香。闲谈数句，水静终于鼓足勇气，说出心中打算。彭老总听罢，只笑着抬手：“好，就吃家常便饭。”一锤定音，没有半点官场的客套。水静不敢多言，却在心里暗暗舒了口气，连带刚才的紧张都褪去了大半。
夜色降临，杨家窄小的客厅灯火通明。桌上只四个菜：清蒸草鱼、酱烧豆腐、凉拌空心菜、一碗蘑菇汤，外加半壶自酿米酒。彭德怀准点抵达，放下挎包便熟练挽起袖子帮忙端碗。落座时，他环顾一圈，随意而安，嘴里轻声念道：“够了，别浪费。”那股军中倔强，透着亲切。饭间，他提到江西苏区曾经缺盐断粮，战士用茶叶和辣椒熬汤充饥；又提到修筑湘西公路时，他本人每天只吃两个红薯。话语平实，却让在场的年轻参谋红了眼眶。
饭后无花哨的敬酒，几人茶盅里只剩温水。彭德怀略顿，话锋一转，谈及南方夏秋之交可能出现的洪涝隐患，嘱咐地方部队提早动手备仓、查堤、备草袋，“战场上冲不过去要丢命，灾害面前顶不住也要丢命”，一字一句掷地有声。那口音醇厚，夹带湘语尾音，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分别时，他背起挎包，回身向仍在门口相送的水静、杨尚奎点头致意。没有多余寒暄，脚步却稳健有力。昏黄路灯下的身影渐行渐远，似乎又化作当年转战南北的雄壮背影。小院里的桂花香在夜色中更浓，水静捂着心口，久久无言。那顿简单晚饭，没有浪费一粒米，却盛满老一辈革命者对节俭、对人民财产的在乎，也让后来者懂得：纪律不只写在条文里，更体现在每一口饭、每一滴油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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