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的重庆闷热得很，市一中高三教室里，同学们正填报志愿。靠窗那位瘦高个男生，就是在母亲烈士遗像下长大的彭云。体重只有九十一斤，却倔强地在表格第一栏写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身边的同桌低声嘀咕：“这么瘦，还想进军校？”话音未落，晚霞正好照在他的黑框眼镜上，闪了一下亮光。
当年哈军工的体检极为严格，裸视视力、肺活量、心肺功能，每项都卡得精细。检录现场，军医打开表册摇了摇头，“体重不够，近视超标。”短短一句，把彭云挡在红线外。他没争辩，只把准考证揣进兜里，默默站到角落。有人认出了那张熟悉的侧脸——《红岩》里江姐的旧照常被刊登，轮廓实在相似——消息旋即传往校方上层。
院政治部很快把情况报告给时任政治委员刘居英少将。刘居英出生于1909年，八路军炮火里走出来的老兵，办学向来硬杠杠，但对革命后代又特别护犊子。材料摆上桌，纸面上两行字最醒目：四川省理科统考第一名，烈士江竹筠之子。刘居英没立刻批示，而是让警卫查阅彭云整个中学阶段的档案。成绩、操行、体格演变曲线，一页页列得清楚，唯独体重数字始终没上百斤。
第二天下午，校内招生碰头会。医务处坚持：“兵员标准不能破坏。”教务处压低声音：“学习成绩全国凤毛麟角。”短暂沉默后，刘居英抬手敲桌，“烈士的孩子不能因为斤两掉队。”两句话不过十四字，却重若千钧。接着又补上一句：“入学后由校医院负责增重训练，指标不达不授军衔。”决议当场敲定，旁人无话。
消息传到重庆，军邮电报只一句：“破格录取，请速赴校。”彭云接电报那晚，师生宿舍灯已灭，他摸黑跑到操场，看见半空星群像展翅银鹰，心里一阵热浪翻滚。他对大妈——养母谭正伦——捧着电报说：“我得走得更远，才能看清她当年的路。”谭正伦眼圈泛红，却把家里仅剩的一床粗蓝棉被塞进他的行囊。
九月初，新生列队进哈军工大礼堂。与北国早霜相比，更冷的是严格作息：晨五点枪响起床，空腹五千米，随后俯卧撑、引体向上，体重未达标者周末无休。彭云前两周几乎撑不住，肩胛骨像扎根进皮肉。校医给他开高热量配餐，连红糖水都按克称。一个月后，他体重涨到九十六斤；冬天初雪落下时，第一次破百，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课堂之外，他在图书馆泡到闭馆，军械动力、控制系统、弹道计算，码满厚厚几本笔记。刘居英偶尔夜查，见那盏小台灯依旧亮着，会咳一声示意：“别太逞强，打仗讲持久。”说完转身离去。对彭云而言，这句提醒比任何赞扬都管用。
1966年初，全国形势骤变，院部搬迁计划频繁调整。课业被压缩，实习增加，连北方零下二十度的炮场也得去。那年元宵，训练休息间隙，同学在雪地埋锅造饭，彭云抱着热雾腾腾的铝饭盒说句玩笑：“母亲让粗茶淡饭，我看这算硬菜了。”伙伴们听懂背后故事，笑声里带一点酸味。
1970年毕业分配，彭云主动申请去沈阳工厂一线。厂里条件苦，厂房屋顶漏风，机床轰鸣震耳。有人劝他借烈士子女身份往机关调动，他摇头：“母亲留下的不止信件，还有立场。”三年后，他北上北京，跳进电子科研领域，先做工程师再考研究生，每一步都踩得扎实。
1980年代出国深造，他钻进神经网络这块新天地，白天查文献，夜里编程。常有人问：“为啥不改国籍？”他直拾一句：“烈士家书里没教我换护照。”几十年过去，护照封面颜色始终没变。
1999年夏，他带妻子回到自贡。昔日盐都早换新颜，街巷却仍飘着烧鹅香味。市府欢迎座谈，本地干部客气致辞，他随手把准备的讲稿合上，“彭云只是来看看母亲走过的街道，不是来受礼的。”席间静了几秒，掌声才响起。
一次采访里，记者追问当年破格录取的来龙去脉，他笑道：“军校第一课让我增重二十斤，比任何政治课都难忘。至于刘居英首长，他就说了八个字——‘烈士的孩子不能掉队’——够了。”说罢，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再多言。
如今，江竹筠的第四代已经出生。他们可能不清楚哈军工曾经的辉煌，也未必理解增重训练有多苦，但家族相册里那张军装青年照片会一直留着。照片背面，是八个细细的字：重量达标，才能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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