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春天，北京城里办了一场大事。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气氛格外凝重，共和国的许多重量级人物都来了，他们是来送一位老人的。
这位老人叫程潜，生前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追悼会进行到一半，哀乐声中，周恩来总理走到了程潜的遗孀郭翼青面前，紧紧握住她的手，想说些安慰的话。
就在这时，郭翼青这位在丈夫病重期间都表现得无比坚强的女性，突然抬起布满泪痕的脸，用一种几乎是恳求的、颤抖的声音，问了周总理一个问题。
“总理，我们家老程，他到底算个什么人？”
这一问，问得在场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
空气瞬间安静得可怕，只剩下低回的哀乐。
一个跟了丈夫大半辈子的人，怎么会在丈夫的追悼会上，当着总理的面问出这种话？
这问题背后，藏着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委屈，而是近二十年的心结和一段惊天动地的大历史。
要弄明白郭翼青这一问的分量，得把时钟拨回到1948年。
那一年，对追随孙中山闹了一辈子革命的程潜来说，日子过得是真憋屈。
抗战打赢了，他这个战功赫赫的元老，本以为能好好干一番事业，结果老蒋（蒋介石）看他，横竖不顺眼。
程潜是同盟会的老人，资格比蒋介石还老，又不是黄埔嫡系，蒋介石防他、猜忌他，把他晾在一边，让他有劲没处使。
心里不痛快，程潜就把目光投向了副总统选举。
他不是真想当那个副总统，他是想在政治上恶心一下老蒋。
那场选举，明眼人都看得出是蒋介石在背后捣鬼，想扶自己的亲信孙科上位。
程潜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自己没戏，干脆就把自己的票和人脉，全都送给了桂系的李宗仁。
他这一招，直接把李宗仁抬上了副总统的宝座，把蒋介石的计划给搅黄了。
李宗仁也不是白拿好处的人，马上就投桃报李，给了程潜一个肥差——湖南省政府主席。
让他衣锦还乡，当自己家乡的父母官。
这听起来是天大的好事，可跟着这个任命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职务，叫“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就是这个“绥靖公署主任”，让程潜手里这枚大印，烫得拿不住。
什么叫“绥靖”？
说白了，在国民党那儿，核心任务就一个：剿共。
要命的是，就在几个月前，中共那边公布了一份43人的头等战犯名单，程潜的名字，明晃晃地排在第26位。
这下子，程潜彻底被夹在中间了。
一边是湖南老家的父老乡亲，盼着他回来过安生日子；另一边是南京政府的军令，让他去打共产党。
一边是老蒋不信任他，在他身边安插了无数眼线；另一边，共产党把他定为“战犯”。
蒋介石这一手玩得很高明，这就是个阳谋，明摆着是把程潜架在火上烤。
用他的名望稳住湖南，再借共产党的手，把他这个不听话的老前辈给除掉，一石二鸟。
长沙的程公馆里，那段时间的灯火，常常亮到天明。
快七十岁的程潜，抽着烟，整宿整宿地想，路到底该怎么走？
是跟着国民党这条破船一起沉底，当个历史的罪人？
还是豁出去，为自己，也为湖南几百万老百姓，闯出一条活路？
他不是那种死脑筋的旧军阀。
他年轻时跟着孙中山，为的就是救中国。
眼瞅着国民党从根上烂透了，民心丢得一干二净，而解放军那边势如破竹，他心里那点革命的火苗子，又被重新点着了。
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不能等别人来审判，得自己先走出一步。
他决定赌一把，赌他这辈子最大的一把。
他要把手里的军政大权用起来，在湖南搞一次“和平起义”，把一个完完整整、不挨枪子儿的湖南，交到人民手里。
这赌注，是他自己的身家性命，是湖南几十万国军弟兄的前途，更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气度的信任。
接下来的日子，程潜就像在钢丝上跳舞。
他表面上对南京政府的命令唯唯诺诺，文件照批，会议照开，背地里却动作不断。
他通过自己最信任的渠道，悄悄和中共地下党搭上了线。
他找了个由头，把监狱里关着的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给放了，这是递给共产党的第一份投名状。
同时，他以“防务调整”为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自己最信得过的部队调到长沙周围的关键位置，把蒋介石和白崇禧安插的那些部队，都远远地支开了。
每一步都悬得很。
外有白崇禧的几十万大军在湘南虎视眈眈，内有保密局的特务像苍蝇一样盯着他。
程潜把他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和军事头脑全用上了，跟各路人马打太极、耍心眼，为起义争取着那一点点宝贵的时间。
1949年8月4日，这一天终于来了。
程潜和当时的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两个人联名，向全国发了一封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实行湖南和平起义。
这封电报，就像一声春雷，炸响了整个中国。
对湖南七百万老百姓来说，这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家园保住了。
对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来说，这等于在背后被捅了最狠的一刀，南下的防线彻底垮了。
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据说他气得当场就把最喜欢的一个茶杯摔得粉碎，嘴里大骂：“颂公（程潜的字）误我！”
就这样，程潜，这个曾经的“战犯”，用一场不见血的行动，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惊天逆转。
他不仅保全了三湘大地，也为自己赢得了新生。
可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全结束。
起义之后，程潜到了北京，当了高官，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都非常尊重。
按理说，他应该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但那个“战犯”的标签，那个“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就像一根刺，深深扎在他们一家人的心里。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的“成分”和“定性”，太重要了。
程潜自己或许可以看得开，但他的家人，特别是比他小三十多岁的妻子郭翼青，心里始终有个疙瘩。
她担心，丈夫的过去会不会在某个时刻，成为一个不清不楚的“历史问题”？
在党和人民心里，他到底是个功臣，还是一个被宽大处理的旧军官？
这个心结，一结就是将近二十年。
所以，在程潜的追悼会上，当着那么多老帅、将军和领导人的面，郭翼青才鼓足了所有的勇气，问出了那个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
她不是不信党，也不是质疑丈夫的功绩，她是为一个在历史夹缝中走了一辈子的人，讨一个最终的、官方的、能让他在九泉之下安心的说法。
周恩来总理听完，神情立刻变得无比严肃和郑重。
他没有说那些官面上的客套话，而是紧紧握着郭翼青的手，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用他那带着淮安口音的、沉稳有力的声音说道：
“颂公是革命家，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是人民的功臣。”
周总理这话，不是官样文章，而是掷地有声，一锤定音。
它像一道光，照进了郭翼青心里最暗的那个角落，瞬间把所有的疑虑、担忧和委屈都融化了。
那句萦绕了郭翼青，也萦绕了程潜一家近二十年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从此，程颂公的身份不再是摇摆于两个时代的浮萍，而是扎根在新中国土壤里的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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