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冬天特别冷，刚坐上华北剿总总司令这把交椅的傅作义，干了一件让整个北平官场都摸不着头脑的事儿。
按常理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何况他手里捏着晋、冀、绥、察、热五个省的军政大权，妥妥的封疆大吏。
办公的地方怎么也得讲究个排场吧？
那时候的北平城里，原来的行辕旧址、第11战区长官部，哪怕是以前的外交部大楼，哪一个拎出来不是宽敞又气派？
可傅作义偏偏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这些风水宝地，他一个都没看上。
最后，他手指头一点，选了北平西郊的“新市区”。
那是块什么地界儿？
那是沦陷时期日本人瞎折腾出来的，本来想给日本侨民和机关住，妄图搞个“国中之国”。
结果小日本投降的时候工程还没干完，在那儿扔了两年，早就荒草丛生，野狗比人多，冷清得吓人。
傅作义让人随便收拾了一下，卷起铺盖卷带着司令部就搬进去了。
他还下了死命令：当兵的没事不许进城瞎溜达。
就连他自己在内城明明有豪宅，也不回去住，整天窝在这个半成品的荒郊野外，办公、吃饭、睡觉，过起了苦行僧的日子。
这事儿在旁人看来，是傅作义不忘本，保持着他在绥远带兵时的艰苦作风，生怕手底下这群虎狼之师被北平城的金粉繁华给泡软了骨头。
但这只是面子上的事儿。
里子是啥？
是傅作义心里头藏着深深的忌惮。
他想躲的，哪是酒色财气这么简单，他是在躲一个能把人连骨头渣子都吞进去的政治大漩涡。
要知道，在他接这个烂摊子之前，华北这盘棋，早就被各路神仙搅合成了一锅夹生饭。
要想弄明白华北剿总这个“怪胎”是怎么生出来的，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翻到抗战刚胜利那会儿。
那时候这机构不叫华北剿总，叫“北平行辕”。
牌子挂得那是相当响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派出来的，只对蒋介石一个人负责，管着华北所有的党政军大事。
按照国民党那个“非黄埔不亲信”的老规矩，这种位高权重的坑，肯定是留给蒋介石的心腹嫡系。
可怪事年年有，那年特别多。
蒋介石居然把这个位子，给了一个压根不是自己人，甚至跟自己斗了大半辈子的老冤家——桂系的大佬李宗仁。
蒋介石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桂系是党内第二大山头，能打又抱团。
把李宗仁捧到华北第一人的高位上，面子上显得自己大度，能容人，这叫“千金买骨”。
要是真敢放权给李宗仁，这局棋没准还有得下。
凭李宗仁的手段，趁着晋察冀那边还没站稳脚跟，统合华北还真能搞出点动静。
但蒋介石是谁？
他怎么可能真给权？
他反手就玩了一招漂亮的“架空计”。
李宗仁坐在这个行辕主任的高板凳上，屁股还没热，就发现自己成了个“三无干部”。
想调兵？
没门。
华北的部队都归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管，人家只听南京的。
想管人？
没戏。
就连北平市长何思源被撤了职，李宗仁居然是最后一个从报纸上知道的。
想搞情报？
更是做梦。
戴笠早就把北平站建好了，那是南京安在李宗仁身边的“千里眼顺风耳”。
看过《潜伏》的都知道那个马汉三吧？
就是这类人，把李宗仁搞得那是相当头大。
李宗仁后来自己都吐槽，说这个主任当得那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纯属是个摆设。
熬到1947年12月，听说蒋介石要搞华北剿总，李宗仁一看苗头不对，这地方是没法待了，干脆借坡下驴，打着竞选副总统的旗号，把挑子一撂，溜之大吉。
李宗仁这一走，孙连仲的日子就能好过了？
想得美。
孙连仲虽然挂着11战区司令长官的头衔，但他出身西北军，属于杂牌里的杂牌。
可他手底下真正能打硬仗的，全是中央军的嫡系。
这就好比一个后妈带着一群不听话的继子，难管得很。
孙连仲也想调自己的老底子来撑腰。
李宗仁回忆录里提了一嘴，说孙连仲想调31军。
这话估计是李宗仁记岔了，那时候31军的番号早就没了，就算有也是中央系的新瓶装旧酒。
孙连仲真正惦记的，应该是西北军的老底子30军。
可惜啊，这支队伍在邯郸被打残后，早就被一纸调令发配到了关中，成了胡宗南的盘中餐。
这局面就尴尬了：一个光杆司令，指挥着一群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中央军骄兵悍将。
更让人上火的是，胡宗南的手伸得太长。
他把自己嫡系的16军硬塞进11战区，嘴上说是支援，其实就是抢地盘。
胡宗南甚至还在河北搞了个“第1战区办事处”，摆明了要插手河北的家务事。
气得孙连仲直接找蒋介石拍桌子辞职，蒋介石也觉得胡宗南吃相太难看，这才把办事处给撤了，但16军这颗钉子算是拔不掉了。
可就是这么个乱成一锅粥的局面，居然在1946年到1947年这两年里，维持住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说白了，这是一个瞎猫碰上死耗子的“三角制衡”。
咱们摊开地图瞅瞅：西北边是傅作义的12战区，那是硬骨头，不好啃；西南边是阎锡山的山西老巢，那是铁桶阵，泼水不进；东边是孙连仲的11战区。
这三家是谁也不服谁，各守各的一亩三分地。
阎锡山擅长死守，傅作义擅长偷袭反击，北平那边虽然乱，但好歹有全副美械装备撑门面。
这种各自为战的状态，反倒让夹在中间的晋察冀部队觉得无处下嘴——打哪边都不讨好。
这就好比三个喝醉的大汉在打架，一点章法没有，全是乱拳，反而让对手摸不清套路。
这时候，蒋介石那个喜欢微操的老毛病又犯了。
他想把这盘散沙捏成团。
他派了陈诚来北平。
陈诚怀里揣着尚方宝剑，那架势是奔着“大鱼吃小鱼”来的。
他的套路咱们都熟：吞番号、掺沙子，把杂牌全变成中央系。
但这招对付那些散兵游勇还行，对付阎锡山和傅作义这种有地盘、有队伍的老军阀，根本就不好使。
陈诚到了北平转了一圈，傻眼了。
这儿不像华东、东北，手里没有五大主力那种王牌，能打的牌太少了。
仅有的两张硬牌，13军在热河忙着堵东北的窟窿，手里就剩下一个美械94军。
陈诚想吞吞不下，想打打不赢，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转头去东北“证明自己”，结果在那边捅了个更大的篓子（这个以后讲东北剿总的时候细聊）。
陈诚拍拍屁股走了，把一地鸡毛留给了蒋介石。
李宗仁跑了，孙连仲撂挑子了，陈诚搞不定。
换何应钦、顾祝同这些老油条来，也是白搭。
放眼整个国民党军界，能镇得住华北这个场子的，扒拉来扒拉去，就剩俩人：阎锡山，傅作义。
阎锡山资历最老，但他有个致命的毛病——太“独”。
当年中原大战，阎锡山跟冯玉祥联手，差点把蒋介石的宝座给掀翻了。
让他坐大，蒋介石哪怕丢了华北也不干。
那剩下的唯一人选，就是傅作义。
蒋介石这次算是下了血本，把傅作义的张垣绥署直接升格为华北剿总，统管五省。
傅作义一开始心里还挺美，他偏居塞北这么多年，做梦都想把势力伸进富得流油的河北平原。
但他马上就回过味儿来了，这块肥肉，烫嘴啊。
烫嘴的根源，还在阎锡山身上。
傅作义以前是阎锡山的小弟，1938年分家单干，把晋绥军劈成了两半。
阎锡山恨得牙根痒痒，甚至开过“讨傅大会”，要不是日本人逼得紧，早就清理门户了。
现在让傅作义当华北一把手，反过来指挥老上级阎锡山？
这在讲究辈分资历的国民党军界，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1947年11月底，蒋介石把大伙叫到北平开会。
孙连仲提议让傅作义干，李宗仁、熊式辉甚至傅作义自己都反对。
傅作义的理由很实在，就一句话：我指挥不动阎长官。
折腾到最后，又是蒋介石拍板，搞了个极其别扭的折中方案：
华北剿总成立，傅作义当总司令。
但是，把太原绥署给撤了，原地成立一个“国防部太原指挥部”，让阎锡山继续在山西当他的土皇帝，直接归国防部管，不用听傅作义的。
这笔交易看似解决了人事矛盾，实际上却把“剿总”最核心的功能——统一指挥——给阉割了。
本来晋、绥、冀三角互为犄角，是个天然的战略优势。
现在好了，山西自成一体，阎锡山压根不会配合傅作义的行动。
这就相当于华北剿总刚挂牌，就先自断了一条胳膊。
有人说，那是徐向前和贺龙在山西给阎锡山压力太大，他自顾不暇。
但这只是表象。
根子上是因为，只要阎锡山和傅作义不是一条心，这三面牵制的威力就发挥不出来。
这一系列的博弈、妥协、架空，傅作义都看在眼里，明镜似的。
他从绥远带出来的，不光是能打仗的兵，还有对国民党官场那一套深刻的不信任。
所以，当他站在北平西郊那个半荒废的日军大院里时，他心里的账算得比谁都清楚：
进了城，就是跳进那个扯皮推诿、勾心斗角的染缸；
留在城外，或许还能保持一点纯粹的军人本色。
但他没想到的是，哪怕躲到了西郊，那个巨大的漩涡还是会把他死死卷进去。
而且这一次，这一连串矛盾带给他的压力，远比战场上的对手要大得多，也要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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