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延安的雨下个没完。
沈醉站在雨帘子里，那一刻的感觉特别拧巴。
以前他是军统局总务处的“大管家”，戴笠手底下响当当的“八大金刚”。
现如今呢？
他是“特赦人员社会考察团”里的一员，说白了，就是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来接受教育。
雨水顺着窑洞顶上的枯草往下淌，滴答滴答响。
讲解员指着屋里头一张土得掉渣的炕，还有那盏黑乎乎的煤油灯和墙角半把烂锄头，介绍说这就是毛主席当年种菜过日子的地方。
同行的杜聿明扶了扶那副厚底眼镜，一声没吭。
沈醉也没接茬，可心里头早就炸开了锅。
他脑子里转悠着两桩旧事。
头一桩是1947年。
那会儿他坐着小飞机直插延安机场，胡宗南的大兵刚占了这地界，给他下了死命令，非要挖出毛主席的去向不可。
沈醉那可是把这沟沟壑壑都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呢？
除了几个炸出来的土坑，啥也没捞着。
要知道，当年军统内部的情报写得有鼻子有眼，说延安的高层那是花天酒地，为了跳舞享乐专门在大山里修了豪华舞厅。
这会儿瞅着这张光秃秃的土炕，沈醉算是回过味来了：当年情报错得离谱，不是底下人没本事，而是国民党那帮大老爷们压根就不信，这世上真有掌了权不图享受的人。
他们拿着自己的贪心眼光，去硬套对手的心思。
这笔账，打根儿起就没算明白过。
让他心里更不得劲的第二件事，发生得更早，得追溯到1941年。
这事儿是被行程里的一块石碑勾起来的。
考察团溜达到烈士纪念堂，沈醉一眼瞅见“叶挺”那两个字，脚底下就像生了根，挪不动步了。
旁边逛景的人哪知道，这个对着石碑发愣的中年男人，当年正是审讯叶挺的主角。
把日历翻回1941年。
皖南事变那一档子事后，叶挺被秘密押到了重庆，就关在军统的看守所里。
那会儿戴笠给沈醉交了底：不管花多大代价，必须把叶挺这张牌打活了。
戴笠的小算盘打得精：叶挺那是北伐名将，军界里谁不给面子？
只要能让他服个软，哪怕是面子上装装样子，对共产党的名声也是个要命的打击。
为了这买卖，戴笠真是下了血本——给的待遇那叫一个高。
沈醉领了命，去搞“攻心战”。
他拎着当时重庆市面上最紧缺的美国肉罐头，揣着最好的洋烟进了号子。
来之前他脑补了好几出戏：叶挺要么暴跳如雷，要么破口大骂，再不济也得因为这就义前的折磨而意志消沉。
可结果呢？
完全没按剧本走。
看守所里黑咕隆咚的，叶挺却跟没事人一样，生活规律得吓人：坚持冲冷水澡，天天做操。
看见沈醉提溜来的好东西，人家既没把东西扔出来，也没那个馋样，就是客客气气回了一句：“多谢，用不着。”
这股子“客气”劲儿，比指着鼻子骂娘还让沈醉难受。
肯骂你，说明还在乎你，情绪有波动就有缝儿可钻。
这一客气，说明人家压根没把你当盘菜，直接当空气了。
有一回闲聊，沈醉觉着火候差不多了，就把那个琢磨了半宿的套话抛了出来：“叶将军，您好歹也是名将，受这份洋罪图啥呢？
我就问一句，要是您今儿个出去了，头一件事打算干什么？”
这是个坑。
只要叶挺顺嘴说句“回家”、“带兵”哪怕是“歇歇”，沈醉后头早就备好了一堆话等着，谈待遇、谈官职、谈前程。
谁知道，叶挺连个磕巴都没打，张嘴就来：“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
十三个字，字字千钧。
沈醉当时脸上的假笑差点没挂住，只能哼哈着敷衍说“好好好”。
那天晚上回了局里，他跟戴笠汇报这事。
听完这十三个字，戴笠窝在办公室的大皮椅里，半天没喘大气。
最后，这个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憋出一句：“共产党人可怕，就可怕在这儿。”
啥叫可怕？
在戴笠和沈醉这号人的字典里，天底下没啥东西是不能拿来做买卖的。
官帽子、金条、漂亮女人、哪怕是人命，只要价码合适，人心就能撬动。
可一旦碰上个没法标价的硬茬子，他们那套生意经就全崩了。
他们害怕，不是因为对手手里枪杆子硬，而是因为对手手里攥着一本他们看不懂的“账”。
1964年的延安，沈醉又想起了戴笠那句话。
盯着碑上的名字，他总算认栽了：当年的国民党输得一点不冤。
你跟一帮连死都不怕、连高官厚禄都瞧不上眼的人干仗，拿什么赢？
考察团接着往北走。
路上的一个小插曲挺有意思。
因为连阴雨把路冲断了，大伙临时改坐小飞机回西安。
机舱窄得要命，挨着沈醉坐的不是别人，正是“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怕颠，两只手死死抓着座椅扶手，脸白得像张纸，嘴里还叨叨着：“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在这么低的地方再看看长安城。”
这画面怎么看怎么透着股黑色幽默：以前的特务头子、曾经的国军高官、过去的封建皇帝，如今全挤在一个铁皮罐头里。
这三位曾经代表旧中国最有权势的三股道，这会儿就像是博物馆里过了期的标本。
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讲解员指着斑驳的老门匾说，抗战那会儿这周围全是特务盯着。
沈醉躲在人群后头，脑袋低得快埋进裤裆里。
没人比他更清楚这里头的门道——那三十多个“钉子”，就是当年他亲手布下的。
对着那张黑白照，沈醉嘴唇动了动，蹦出三个字：“对不起。”
声儿很小，旁边人未必听得真切，但他必须得说。
这不光是道歉，更是认输。
这趟差事跑了一个多月。
从洛阳到郑州，到处都在盖工厂、修铁路。
同行的战犯们有的感慨“新中国这速度绝了”，有的闷着头不说话。
沈醉留意的地儿有点偏。
他专盯着老百姓的脸看。
在米脂，老乡端来热气腾腾的荞面饸饹，拉着杜聿明的手唠家常；在西安，沈醉自己也被老乡拽去吃臊子面。
没有他预想中的“恨不得吃了你的肉”，也没有扔烂菜叶子。
老乡们那句“过去的事不提了，往后好好过日子”，比上一万堂政治课劲儿都大。
这股子宽容劲儿背后，那是底气。
只有真正的赢家，才敢大度地原谅以前的死对头。
回到北京战犯管理所，上头安排沈醉和杜聿明讲讲见闻。
台底下坐着张严佛、周养浩这些还没特赦的老同事。
有人悄悄拽了拽沈醉的衣角：“老沈，外头变化真有那么邪乎？”
沈醉没多啰嗦，就回了一句：“比你想的还大。”
散会后，他偷偷塞给张严佛一本路边顺手拿的《农业学大寨》小册子，压低声音说：“多翻翻，有用。”
张严佛接过去，没言语，眼神复杂得很。
车子开出管理所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路灯昏黄，冬天的风刮得呜呜响。
杜聿明在车上打趣：“沈先生，这一趟算是把历史课给补上了吧？”
沈醉看着车窗玻璃上倒映出的自个儿那张脸，摇了摇头：“不，是补上了信念这一课。”
很多年前在那个阴冷的看守所里，叶挺那句响当当的回答，就像一道分水岭。
这世上的人从此分成了两拨：一拨是算计利益的，一拨是死磕信仰的。
沈醉扒拉了一辈子的算盘珠子，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读懂了叶挺心里的那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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