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时，时兴接班。
李公社是1980年接的班。那年他高中毕业，顶替父亲进了公社大院。父亲原是公社的办事员，一辈子没出过差错。李公社接班时，公社还在，他跟着老同志学写材料，学接待，也学着在会上念文件。后来公社改了乡，他留了下来，渐渐担起事来。设乡以后，开始收提留摊派，他跟着下村，一家一户对账，也参与过催缴。计划生育紧的时候，他带队去村里蹲点，守在门口等结扎对象，夜里也蹲过玉米地。他从不声张，也不多话，只把任务完成。后来提了干，当过副乡长，又调县局任职。如今退休，每月退休金一万出头，住在县城新小区，常去公园打太极，见人就笑，说：“托政策的福。”
王学校是1981年接的班。他父亲是村小的民办教师，教了一辈子书，没转正。王学校接班时，还是代课老师，每月拿二十七块钱。他教语文，也教音乐，还会画黑板报。学生都喜欢他，说他讲课有味道，像讲故事。他一边教书，一边复习，考了三次，终于在1992年转了正。转正那天，他请全办公室吃饭，喝多了，趴在桌上哭了一场。后来他评了中级职称，教到退休。如今每月拿六千多，住在教育局分的老宿舍楼里，常去学校门口看学生放学，看见熟人就打招呼：“还是你们年轻好。”
张供销是1983年接的班。他父亲是供销社的主任，一辈子守着柜台，从不贪小便宜。张供销接班时，供销社正红火，糖酒烟茶、布匹化肥，样样紧俏。他穿制服，戴袖章，坐在柜台后，像个体面人。后来供销社不景气，门可罗雀。他干脆辞职，在街口开了个小卖部，卖烟酒零食，兼卖彩票。小卖部慢慢做大，成了超市。如今他雇了三个店员，自己每天去转一圈，看看账，抽根烟。他常说：“我这算什么本事？就是赶上了时候。”
赵粮店是1985年接的班。他父亲是粮店的司务长，一辈子和米面打交道，一抓一个准。赵粮店接班时，粮票还没废，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开仓、过秤、装袋。他手快，眼准，人称“赵一手”。粮店后来开了“粮庄大酒店”，他脑瓜活络，给主任送了两条好烟，把酒店承包下来，后来又买断了产权。八项规定后，公家宴请少了，生意渐渐下滑。他不等不靠，转做“宴席一条龙”，带着班子下乡，红白喜事、满月酒、寿宴，全包。锅灶车拉着，桌椅碗筷带着，走村串户，十里八乡都有名。他常说：“以前赚公家的钱，油水是多，可心里总像堵着什么。现在给乡亲们做饭，一碗一筷都踏实。”
孙工厂是1987年接的班。他父亲是县铸造厂的翻砂工，一身尘肺病，五十岁就走了。孙工厂接班时，厂里还热闹，炉火通红，铁水飞溅。他当钳工，技术一般，但勤快，从不偷懒。九十年代末，厂子破产，他下岗了。那年他三十八岁，技术过时，找工作难。后来去了小区当保安，穿制服，站岗、巡逻、开门。每月两千块，勉强过日子。他不抱怨，说：“能有份事做，就不错了。”有时夜里值班，他坐在传达室听收音机，听戏曲，听新闻，听见老厂的名字，像听见别人的事。
一天，几人在镇口老槐树下闲坐，说起各自经历。李公社说退休金，王学校说转正，张供销说超市，赵粮店说流水席，孙工厂只笑，不说话。忽听身后有人说：“我也是接班的。”众人回头，是个老农，姓刘，背微驼，手粗糙。他爹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一辈子喂牛。他接班时，牛已归户，他接着养，后来养羊、养猪，如今七十了，还在喂两头母猪。他说：“我这班，没人争，也没人抢，可我接了，就得干到底。”说完，扛起锄头，慢慢走了。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槐树上，影子拉得很长。几人默默坐着，没人再说话。
作者｜苏亢亢(江苏)
结尾： 一张图，一个故事。这些斑驳的砖墙和褪色的标语，封存的不仅是岁月，更是一代人最质朴的记忆。现在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但偶尔停下来回望，那些简单甚至有些艰苦的岁月，却总能给我们一种莫名的踏实感。你还记得当年的“粮庄大酒店”吗？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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