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公安局的铁窗后面，有个叫鲍君甫的老头，正蹲在那儿发愁。
他这次遇到的坎儿，怕是迈不过去了。
判决书基本上算是草拟好了：反革命特务，吃枪子儿。
这事儿在旁人看来，简直是铁板钉钉。
这老头以前是干嘛的？
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后来还管过南京的“反省院”。
单凭这两条履历，不管怎么查，都是妥妥的“反动派”。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老头没哭没闹，反而挺直了腰杆，在审讯室里吼了一嗓子：“去把陈赓给我找来！
他清楚我是谁！”
负责这案子的法院院长鞠华，听完这话，心头猛地一跳。
这口气，着实不小。
那会儿陈赓在哪儿？
人家正带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大兵硬碰硬呢。
一个在牢里等着挨枪子的阶下囚，张嘴就要找千里之外的兵团司令员给自己作保，这事儿怎么听怎么玄乎。
好在鞠华是个心细的人。
他自个儿琢磨：要是这老头瞎掰，顶多浪费几张信纸；可万一他说的是真话，这一枪打出去，那可就成了千古恨，杀错自己人了。
于是，两封求证信跨过鸭绿江，送到了前线。
陈赓拿到信，估计也愣了一下。
但他回信回得特别快，而且那信写得那是相当有水平，既没把责任全揽身上，也没把人一脚踢开。
信里有这么几句硬话：“鲍某确实在1927年就跟咱们搭上了线…
那段时间，帮了党的大忙。”
当然，他也留了个后手：“至于后来他当感化院院长，听说表现不咋地，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这信看似四平八稳，其实最有分量的就是那几个字：“帮了党的大忙。”
到底是什么样的忙，能让一位正在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员，在炮火连天的空档，专门提笔为一个“特务”说话？
这笔旧账，得翻到1928年的上海滩。
那阵子，陈立夫刚把中统的架子搭起来，急着在上海插旗。
鲍君甫因为日语溜、路子野，被中统头目杨剑虹一眼相中，非要拉他入伙当调查员。
摆在鲍君甫面前的路有两条。
去吧，那是给国民党当鹰犬，名声臭；不去吧，得罪人不说，还没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结果这人脑子活，走了第三条路。
他偷偷摸摸找到了中共那边的陈养山，把这事儿给兜底了。
消息很快传到了周恩来耳朵里。
周恩来眼光毒，立马看出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咱们的人要是能名正言顺地混进国民党特务窝子，那搞情报岂不是如鱼得水？
就这样，当时还在特科搞情报的陈赓，约鲍君甫在黄浦江边碰了个头。
这回见面，鲍君甫提了个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敲竹杠”的条件。
他对陈赓摊牌：我去中统卧底没问题，但有两条。
第一，得给钱，每月四百块大洋。
第二，你们得给我情报。
陈赓听完乐了。
这听着真新鲜：我雇你干活，不但要发高薪，还得把自家的机密给你，让你拿去向国民党邀功请赏？
换一般人，估计当场就掀桌子了。
可陈赓是干大事的人，他脑子里那笔账算得清清楚楚。
四百块大洋贵不贵？
那会儿绝对是笔巨款。
可要是能花钱在敌人心脏里安一只“眼睛”，这买卖划不划算？
太划算了。
至于给情报，这里头的门道更深。
要是鲍君甫在特务科里整天混日子，抓不到几个“乱党”，那他很快就得卷铺盖走人，卧底也就废了。
想让他爬得高、坐得稳，咱们就得主动给他“喂料”。
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
陈赓当场拍板：成交！
不光给钱，陈赓还跟周恩来打报告，专门给鲍君甫配了小汽车、保镖，甚至还配了个秘书。
这就搞出了一个历史奇观：国民党的特务骨干，开着共产党的车，花着共产党的钱，拿着共产党送的“业绩”，在国民党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
这笔“风险投资”，没过多久就赚翻了。
鲍君甫在中统那边越混越开，特别是老上司杨剑虹自杀后，蒋介石亲自点将，让他当了驻沪特派员。
后来接手特务机构的徐恩曾，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这时候，鲍君甫开始连本带利地回报了。
最大的一笔“红利”，就是那是三个名字：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这就是党史上响当当的“龙潭三杰”。
他们之所以能顺利钻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甚至给徐恩曾当机要秘书，全靠鲍君甫在中间牵线搭桥。
要是没这三个人，后来顾顺章叛变的时候，上海的党中央估计就被连锅端了。
这么一看，陈赓当年批的那四百块钱月薪，简直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保险费。
除了安插钉子，鲍君甫还有个本事是“捞人”。
1929年，任弼时被抓了。
巡捕房那帮人眼拙，不知道抓了条大鱼，只当是个小喽啰。
咋整？
硬劫狱肯定不行。
鲍君甫出马了。
他揣着个沉甸甸的大红包，直接去找租界警务处的头头兰普逊。
理由编得特别随意：“那是我的线人，抓错了，赶紧放人。”
兰普逊拿了钱，也没多问，就把人放了。
任弼时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大牢。
到了1931年，关向应被捕，这事儿就麻烦了。
这时候如果不救，关向应必死无疑；要是硬救，容易把自己搭进去。
鲍君甫和特科副科长刘鼎，联手演了一出漂亮的“双簧”。
他推荐的“专家”，就是刘鼎——地地道道的中共特科成员。
最后，鲍君甫还在那边发牢骚：“查了半天全是些破书，抓了个书呆子，白忙活一场！”
兰普逊信以为真，关向应也就这么被放了。
你看，这就是“双面间谍”的厉害之处。
他利用国民党的资源、租界的人脉，把那些掉脑袋的大事，变成了“内部误会”和“人情往来”。
当然，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顾顺章叛变后，陈赓曾劝鲍君甫赶紧撤。
可鲍君甫这时候犯了糊涂。
他太自信了，觉得自己藏得深，舍不得手里的权力和地位。
结果，没多久他就进去了。
巧了，1933年，陈赓也被捕了，俩人关在了南京同一个监狱里。
以前的接头人，现在的狱友。
陈赓出狱的时候跟鲍君甫撂下一句话：“以后共产党肯定坐天下，我们不会忘了你。”
这话不是客套，是承诺。
鲍君甫硬是蹲了六年大牢，嘴巴严得很，半个字没吐。
直到1937年才出来。
出来后，他跟组织断了线，穷得叮当响，为了混口饭吃，才去当了那个倒霉的感化院院长。
这也是为啥1951年他会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
回到1951年的那个冬天。
法院根据陈赓的回信，把老底查了个底朝天。
最后的结论就八个字：“没什么大罪，功劳比过错大。”
鲍君甫当场就被放了。
后来的日子就比较暖心了。
陈赓和当时已经是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一直惦记着这个老朋友。
陈赓提议，每个月给他发150块生活费。
在50年代，这绝对是笔巨款，养活一大家子绰绰有余。
1956年，鲍君甫被接到了北京，见到了陈赓、李克农这些老战友。
大伙儿给他置办了新行头，还带他去协和医院镶了口假牙。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重的时候，特意把罗青长叫到床前，念叨了几个名字。
其中就有鲍君甫。
总理说：“那些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的人，千万不能忘了…
回头看鲍君甫这辈子，全是算计和博弈。
当年向陈赓要钱，那是算计利益；
后来冒死救任弼时、关向应，那是讲情义；
最后赖着不走被抓，那是心存侥幸。
人这一生，做对一次选择容易，难的是在那黑白难辨的夹缝里，始终守住底线。
陈赓的那封信，救的不光是鲍君甫的一条命，更是给那段隐秘的历史一个公正的交代。
毕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的英雄站在光里，有的英雄，只能活在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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