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徐佳宁 文：风中赏叶
父亲确诊晚期肝癌伴肺转移那天，主治医生在谈话室里沉默了很久，然后拿出一份最新的基因检测报告：“有个靶点匹配，可以考虑一种新型靶向药。但国内还没上市。”
“哪里有？”母亲几乎是立刻问。
“美国刚获批，欧洲部分国家也有。”医生顿了顿，“价格非常昂贵，而且需要自费。”
我们查了资料，那种口服靶向药一盒28片，正好一个月的量，在美国的售价折合人民币近三十万。母亲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个药盒的图片，眼睛都没眨：“买。”
家里的积蓄、父亲单位的大病补助、亲戚们的借款，凑在一起刚够三盒的钱。母亲联系了在美国的远房表姐，又托人找到香港的中介。那段日子，她白天在医院照顾父亲，晚上就在各种跨国邮件、时差通话和购药论坛里穿梭。父亲拉着她的手：“太贵了，别折腾了。”母亲只说了一句：“有药，就得试。”
三周后，那个印着英文的白色药盒终于到了。母亲把它捧在手里，像捧着什么圣物。父亲开始服药的第一天，我们全家都紧张地观察着他的每一个细微反应。说明书上列出的副作用密密麻麻：高血压、蛋白尿、手足综合征、出血风险……母亲用本子一条条记下来，每天监测父亲的血压，检查他的手心和脚底。
第一个月复查，甲胎蛋白指标下降了30%。CT报告上，肝部的肿瘤“略有缩小”，肺上的转移灶“保持稳定”。主治医生看着片子：“有效果，继续用。”母亲拿着报告单在医院走廊里哭出了声——那是父亲确诊半年来，我们第一次听到好消息。
日子在数药片中重新有了盼头。父亲的状态明显好转：黄疸褪了，能下床走动了，饭量也慢慢恢复。虽然副作用开始显现——他的血压需要两种药物控制，脚底开裂得需要垫着软垫才能走路，但每次复查，肿瘤都在缓慢而稳定地缩小。到第六个月时，最大的肝部肿瘤从8厘米缩到了4厘米。
母亲把空药盒都收在柜子里，她说：“这都是你爸的命换来的。”家里的经济早已捉襟见肘，她偷偷卖掉了结婚时外婆给的金镯子，又接了两份线上的零工。父亲问起钱的事，她总说：“你别管，吃好药就行。”
第九个月的那个早晨，父亲像往常一样服下了当天的药片。中午他说想吃母亲做的鸡蛋羹，母亲便去了厨房。鸡蛋刚打进碗里，父亲忽然说头晕，要坐下休息。母亲扶他到餐厅椅子上，转身回去继续搅拌蛋液。
搅拌的声音突然停了。母亲回过头，看见父亲正望着自己，眼神有些涣散。然后，毫无征兆地，暗红色的血从他鼻子和嘴里同时涌了出来，量大得吓人，瞬间染红了他胸前的衣服。
“爸！”我冲过去。
父亲想说什么，却只是张了张嘴，更多的血涌了出来。他的身体开始发软，从椅子上缓缓滑落。母亲手里的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蛋液混着瓷片溅了一地。
救护车呼啸着把父亲送进急诊室。急诊医生一边抢救一边问：“在吃什么药？有没有抗凝的？”母亲颤抖着说出靶向药的名字。医生脸色变了：“这种药最常见的致命副作用就是出血——消化道出血、脑出血、或者像这样的大出血。血压多少？凝血功能查了没有？”
抢救室里，父亲的血怎么也止不住。药物引起的凝血功能障碍，让他的血液像失去了凝固能力。输进去的血制品仿佛流进了无底洞。急诊科主任出来找我们谈话时，白大褂上还沾着血迹：“肝癌本身血管丰富，加上靶向药的抗血管生成作用，一旦出血就像决堤。我们……尽力了。”
父亲在ICU撑了十几个小时。各种止血手段都用上了，但出血点太多，血压要靠大剂量的升压药勉强维持。后半夜，他的各项指标开始全线下降。医生最后一次出来时，轻轻摇了摇头。
母亲瘫坐在ICU外的长椅上，眼睛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门。她手上还沾着父亲的血，已经干成了暗褐色。那碗没做成的鸡蛋羹，成了父亲最后的念想。
整理遗物时，母亲把剩下的半盒药拿在手里，看了很久。药片洁白规整，每一颗都曾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她最终没有扔掉，而是锁进了抽屉：“这是你爸用命试过的路。”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种靶向药的临床试验数据里，“严重出血事件”的发生率是3.5%。医生曾提醒过出血风险，但谁也没想到，它会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凶猛——在肿瘤已经控制住、生活看似重回正轨的时刻。
如今，母亲常常一个人在厨房发呆。她说最难受的不是父亲走了，而是他走得那么急，急到最后一句话都没留下。那把沾了父亲血迹的椅子，她一直没舍得换，只是套了个新的椅套。“要记住，”她说，“药能救命，也能要命。再好的药，也是一把双刃剑。”
三十万一盒的药，买了九个月的时间，也埋下了九个月的隐患。我们曾经以为，只要肿瘤在缩小，就是胜利。却忘了在癌症治疗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敌人从来不只是肿瘤本身，还有那些为了攻击肿瘤而不得不承受的、可能致命的风险。
医学的进步给了我们希望，但希望背后，永远伴随着取舍的艰难。父亲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有时候，最有效的药，也藏着最致命的刀。而爱，就是在明知有这把刀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紧握希望，并承受所有可能的结果。
厨房里，母亲又开始做鸡蛋羹了。她说，总要学会和那些未完成的遗憾共处。就像我们总要学会接受，有些告别，仓促得来不及说再见，却要用一生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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