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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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正在进行的众议院大选中，围绕中日关系出现了最新一轮舆论波动，日本朝野政党领袖在电视辩论中的表态，表面看是立场分歧的再一次公开化，实则折射出当下日本外交讨论中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究竟是把“对话”当作政治姿态，还是当作解决问题的工具。若只是把“保持沟通”当作一种道德正确或外交修辞，那么再多的会谈、热线与互访，也难以转化为真正可执行的共识。NHK节目上的争论，恰好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

事件起因，是围绕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涉台答辩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中道阵营的齐藤铁夫强调维持对话，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要求撤回相关发言，自民党代理政调会长田村宪久则以“可能传递错误信息”为由拒绝。不同声音此起彼伏，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没有否定“对话”本身的重要性，却对“对话之后要达成什么”语焉不详。

这正是当前中日关系的问题核心之一。所谓的“对话”，不是外交的终点，而是起点。若把“能坐下来谈”当作成果本身，那么对话就会沦为姿态性安排——既可向国内展示“我们很负责任”，又可对外释放“并未完全关门”的信号，却回避了更困难的共识建构。时间一长，各方都在“谈”，却各说各话，误判反而积累。

从现实议题看，无论是安全关切、经贸依存，还是供应链调整，都不是一句“保持沟通”能化解。日本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谈稀土依赖，日本维新会党首吉村洋文谈军费增长，这些都是具体问题，但若没有进入到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的协调机制，对话就只能停留在概念争论。比如供应链“去风险”如何界定边界？安全关切与经贸往来如何分轨管理？这些才是需要在对话桌上被逐条拆解的“硬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中日之间的对话如果缺乏“可落实性”，会反噬其自身信誉。外界会逐渐认为所谓沟通只是拖延或安抚工具，真正决策仍在各自单边推进。这种“对话—无果—再对话”的循环，最终削弱的是互信基础。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原有沟通渠道也难以发挥稳定器作用。

因此，日本对中日两国外交对话的呼唤，不应看是否举行，而应看是否形成了三类成果：第一，是否明确了分歧清单，而非笼统“存在不同看法”；第二，是否建立了后续处理机制，如工作层磋商、定期评估；第三，是否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可验证的共同表述。没有这些，中日两国的对话就只是舞台布景。

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下，强调规则与原则固然重要，但原则若不能转化为操作框架，同样会悬浮。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把“我愿意谈”当作善意的全部，而是把“我们能在什么问题上做到一致”作为检验标准。姿态可以缓和气氛，共识才能降低风险；姿态影响舆论周期，共识决定关系走向。

因此，日本与其反复争论是否应同中国“保持对话”，不如把政治精力投入到对话的内容设计与成果管理上。让对话从象征性动作，变为问题解决的工程，这才是对地区稳定与国家利益更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