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冬，辽河上结了厚冰，沈阳军区机关门口却忙得热火朝天。新到任的副司令王建安提着一口旧皮箱，脚步匆匆，警卫员行礼，他只挥手示意就钻进作战处，嚷一句：“别冻着，赶紧回去烤火。”那股不摆架子的劲头，让年轻参谋们一下子记住了这位脾气刚硬的“老王”。
王建安是那种在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硬角色”。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黄麻起义时负伤仍不退；长征、陕北、鲁中，一路顽强。抗战八年，他和许世友各守一隅，一个在鲁中一个在胶东，山东老百姓给他们起了个响亮的外号——“山东双雄”。刀光剑影里，两位虎将很少寒暄，彼此的个性都像鲁中大汉，宁可碰得火花四溅，也不愿虚以委蛇。
抗战胜利后，华东野战军成立。四八年春，中央决定啃下济南这块硬骨头。毛主席点将：攻城要许世友，破城要王建安，两虎合壁。毛主席笑谈：“孤掌难鸣，两只大手才拍得响嘛。”王建安当场领命。那一仗八天拔掉济南城头蒋军旗帜，活捉王耀武，齐鲁大地至今仍念叨“虎啸济南”。
新中国成立，战火初息。别人忙着学习工业选矿，他却又扛着望远镜跨过鸭绿江。一九五二年，王建安出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守东海岸，换防中线，硬是把美军多次偷袭顶了回去。两年后他病倒在前沿指挥所，被强行抬上回国的飞机。因为回国治疗耽误了职务衔级，五五年授衔时，他空挂着副司令头衔，只好把上将花衔往军衣上一别算数。有人替他抱不平，他笑答：“打仗不是为了几片杠杠星星。”
时间快进到一九七二年春。周总理奉毛主席之命，主持解决一批老将领的去向，整整几百号人，横跨七大军区，哪一位不是枪口上滚出来的？可也正因如此，个个都曾握过兵权，稍有不慎就会人浮于事，得罪一片。名单摊在总理案头时，几个名字被圈了又圈，其中就有王建安。
问题不简单。王建安前脚刚离开济南军区，如果让他再回去，位置就成了“老部下当司令，老首长当副手”，上下尴尬。北京商量来商量去，总理想到了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战场上以猛冲狠打著称，但对老同志一向尊重，前年陈再道的问题就是他帮忙解决的。总理一句：“让王建安去福州。”话落地，参谋田维新当天就飞往福州。
田维新在司令部见到韩先楚，寒暄一阵说明来意，话音刚落，韩先楚皱起了眉头：“王建安是我老上级，我手下已经有老陈了。再来一位资历更高的，我这司令当得不自在，他们也难做事。别的军区也行嘛！”一句话说得直白，既有对老领导的敬畏，也担心人多口杂。
田维新只得回京复命。周总理听完，没有多说，只淡淡一句：“我和老韩再谈。”几日后，中央一次重要会议间隙，周总理把韩先楚叫到侧厅，开门见山：“建安同志的病情好转，组织上得给他安排发挥余热的阵地。福州要加强海防，你那里正缺有实战经验的大将，他非去不可。”韩先楚沉默片刻，终于点头：“好吧，总理放心，我来接。”
同年十月，任命发下：王建安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消息一出，福州军区议论纷纷：老虎又要南下。有意思的是，王建安一到任就立规矩，“副职也是职，职责比名分重要。”听得身边警卫员直点头。
福州盛夏闷湿，老毛病一上来，王建安咳得满脸通红。医务处请他多休息，他却拄着拐杖下连队。夜里视察时被哨兵拦下，他自报家门：“老王，来看你们住得怎么样。”战士直挺挺敬礼：“报告将军，炊事班红烧肉不错！”王建安笑得像孩子，拍了拍小战士肩膀：“好，好，好。”
一九七三年末，中央下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韩先楚挥别闽江口，西去兰州。外界猜测王建安是否随他北上，可调令没有他的名字。他仍留在福州，继续跑山头、巡海岸。那年他已六十三岁，登艇时腿伤发作，参谋劝他：“首长，路滑。”他咳两声：“年轻时摸黑爬雪山都过来了，这点坡算啥？”
值得一提的是，王建安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毫不含糊。一次，团里搞比武，冠军被连里一个新排长摘走。奖状刚拿到手，他就被喊进军区机关开会。王建安拍着他肩膀：“你不是来听表扬的，是来听意见的，打仗靠集体，不是个人。”会场先是一愣，随后掌声四起。
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晨，福州雨后放晴。王建安走完了平静的最后一夜，没有惊动身边警卫。留给家属的纸条写着五条嘱托：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不收花圈，不惊动战友，不劳首长。护士湿了眼眶，还是按嘱办了。火化那天，灵车悄无声息地驶出医院，没有警车开道，没有礼兵随行，只有一面叠好的军旗盖在灵柩上。
后来，福州军区几位老兵常提起这位脾气倔强却心怀坦荡的“老王”。他们说，世上总要有人甘愿做配角，把舞台让给后来人。王建安就是这样的人——功勋赫赫，却能在七二年那次艰难的人事调整里，安之若素；曾身系千军万马，却乐得在副职岗位，埋头做实事。韩先楚当年那句“别的军区也可以嘛”，道出了将帅之间的微妙，但也映衬了周总理用人如棋的深思：硬骨头终归要落在最合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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