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品方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还有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深入理解这《三个会议》的关联性和连续性，才能够深刻理解这个36天内的伟大转折过程（1934年12月18日至1935年1月17日）的重要历史意义。
贵州黎平会议在1934 年 12 月 18 日召开，其核心意义是否定了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德国人）和博古坚持的 “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的错误战略，采纳毛泽东提出的 “向贵州西北进军”的 主张，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中央文件形式确立正确的战略方向。据此，红军避免了与国民党重兵决战的危险，转战贵州，打乱敌军部署，赢得战略主动。
黎平会议为后续猴场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是长征战略转折的关键起点。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推动多数同志形成共识，会后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命令，部署红军向黔北进军，确保战略决策落地。黎平会议是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的序曲。
贵州猴场会议在1934 年 12 月 31 日至 1935 年 1 月 1 日召开，是跨年会议。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明确红军应 “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彻底否定李德和博古 “不过乌江，东进湘西” 的错误主张。会议再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规定军委作战决策需经政治局会议批准，取消了长期以来李德一言堂的军事独断权，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扫清了障碍，是 “遵义会议前夜” 的关键准备。周恩来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直接指挥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确保战略行动顺利实施。周恩来全力推动以会议决议的形式限制李德个人独断的权力，为遵义会议的组织调整铺平道路，是伟大转折的前夜，是革命转折的曙光，是通向胜利的关键。
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通过否定错误路线确立了正确战略方向，实现了红军长征的关键转折。周恩来在两次会议中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包括（1）军事指挥，以中革军委名义部署行动，确保战略决策落地；（2）组织协调，以会议形成共识，限制 “左” 倾错误领导的个人权力，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3）政治保障，通过决议和命令，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增强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猴场会议为其后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充分准备，是战略决策的关键转折。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渡江北上”的方针，彻底否定了李德要回师湘西的错误主张，明确了进军遵义的战略目标，完成了红军从被动防御到主动转进的转变。
猴场会议完成了军事指挥权的转移，首次规定“中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作战方针”，终于彻底剥夺了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权，恢复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解决军事指挥问题铺平了道路。会议更为思想统一与组织改组作出了充分准备。通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努力，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达成共识，为遵义会议批判“左”倾错误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改组领导的铺垫方面，猴场会议正式排除了李德指挥作战的权力，直接促成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猴场会议后，红军突破乌江、占领遵义，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使遵义会议得以在1935年1月中旬顺利召开，并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猴场会议被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是黎平会议与遵义会议之间的关键桥梁，从战略、军事、组织三方面为遵义会议扫清了障碍。
贵州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至17日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共20人，包括政治局委员6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红军总部及军团负责人7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其他人员包括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原名布劳恩，Braun）和翻译伍修权（列席）。遵义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批判了“左”倾军事错误，改组了军事领导，确立了毛泽东的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
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后被迫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长征，初期损失惨重，面临存亡危机状态。遵义会议的核心成果是纠正错误路线，批判教条主义，清算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党对军事的正确领导。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朱德负责军事指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会议决定军事战略调整，放弃 “左” 倾冒险主义的阵地战，采取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方针，为红军长征的阶段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这三个会议的历史意义是 : 在生死攸关的重大转折点结束了 “左” 倾错误统治，从而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笔者认为，这三个会议最关键之处是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操控，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路线问题的会议，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具体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第一，长征初期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在战乱中损坏，切断了李德从外部获得指令的来源，迫使党中央自主决策。第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挫折，使党内认识到照搬国际经验的危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认为应实事求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想法，强调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应变策略（在黎平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决定改道贵州就是明证），是面对生死存亡时的关键决定。第三，会议的成果是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引用列宁“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生动地突显独立自主精神的可贵。36天的伟大转折，为后续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的评价是 ：“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也是革命理论的创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遵义会议时，邓小平只有31岁。他生于四川广安，在那里渡过青少年时期的头15年（就读于广安县立中学），1919年离乡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赴上海；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辗转马赛、巴黎等地参与革命活动。邓小平1926年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从事地下工作；同年到陕西西安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1929至1930年到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出席遵义会议时负责会议记录。
邓小平一生从事革命工作长达78年，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1978年旋乾转坤，推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冷静理性、客观处事的精神。从这个角度看，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35年的遵义会议有其共同点，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实事求是地走中国独立自主的创新道路。91年后的今天回看当年，从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再到遵义会议，这三个会议是开创这一伟大精神的一脉相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史上第一个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核心意义是确立建军原则，提出“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此外还规范了党内思想，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强调思想建党，通过党内教育统一全党全军的意志。其他如制定政治工作制度，系统地规范军队的政治工作体系，如官兵平等、群众路线等，是军队的政治工作的源头和起点。《古田会议决议》被毛泽东称为“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延续至今。如果让军队坐大自成山头脱离党的绝对领导，最终必然导致军队骄傲跋扈专横独断、甚至导致亡党亡国。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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