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地里的收成，刚够买隔壁王家宴席上的两瓶酒
清明刚过，父亲张建国蹲在田埂上，捏着一把土，搓了又搓。黑褐色的土屑从他龟裂的指缝间簌簌落下。他在算账——这十亩麦子，从去年秋后播种到现在，已经投入了多少。
良种：一亩地60元，十亩600元。化肥：两袋复合肥加一袋尿素，一亩成本约300元，十亩3000元。农药：除草剂、杀虫剂、防病害的，打三遍，一亩150元，十亩1500元。浇地：去年冬旱，浇了四遍水，柴油机烧油加电费，一亩100元，十亩1000元。耕地、播种、收割：都是租用机器，一亩260元，十亩2600元。
还没算他自己和母亲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六月，近八个月里，弯腰驼背、风吹日晒的人工。
“不算人吃马嚼，光本钱就8700块。”父亲吐出一口浓烟，烟雾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盘旋，“按去年粮站的价，一斤麦子一块三毛五。一亩地打一千斤算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毛收入1350块。十亩，13500块。”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那支廉价的香烟快烧到手指。母亲在身后小声补充：“还得扣掉农业保险120块，村里修路的‘一事一议’集资款200块……”
“嗯。”父亲把烟头摁进泥土里，“13500减8700，再减这些杂项，剩下不到4500块。这就是咱俩忙活大半年的纯利。”
4500元。在城里，可能是一顿像样的商务宴请，是一件品牌外套，是孩子一个月的课外辅导费。在这里，是两位年近六十的农民，从秋到夏，与土地博弈的全部回报。
而他们需要靠这4500元，支付一年的油盐酱醋、人情往来、头疼脑热，以及为我那在省城读大学的弟弟攒下一点生活费。
“辛苦一年存十万？”父亲咧嘴笑了笑，那笑容像干涸土地上的裂口，“梦里啥都有。”
村里并非没有“有钱人”。
五月，村西头的王家老宅推倒了，要盖三层小楼。奠基那天，鞭炮放了足足半小时，红纸屑铺满了半条街。王家的独子王振海开着崭新的白色SUV回来，后备箱里搬下一箱箱的“茅台1935”和“中华”。
酒席摆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三十桌。我父亲也被请去，随了200元礼——这是村里目前的“行情价”。
席间，王振海挨桌敬酒，手腕上的金表在阳光下晃眼。他在省城做建材生意，据说身家早已过千万。这次翻盖老宅，预算就是80万。“给老爷子老太太弄个舒服的窝，咱在外面闯，心里也踏实。”他说话时，中气十足。
我父亲那一桌，都是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庄稼把式。他们默默地吃着菜，听着王振海谈论钢材价格、楼盘走势、还有他最近投资的一个什么“生态农庄”。那些词汇离他们的世界太远，远得像另一个星球。
“振海这孩子，有出息。”坐在父亲旁边的李伯低声说，语气里有羡慕，也有认命，“他爹妈当年把棺材本都拿出来，送他去学开车，后来又借钱给他买车跑运输……那会儿多难啊，他家也欠了一屁股债。可人家赌对了，赶上了好时候。”
赌对了。这三个字像针，轻轻扎了我父亲一下。他想起二十年前，也有人劝他合伙买辆旧卡车，跑县里的煤炭运输。他算了又算，最后拒绝了——风险太大，万一出事，家里就垮了。他选择了最稳妥的路：守着祖传的十几亩地，春种秋收。
如今，王振海盖房子的预算，足够我父亲种两百年的麦子。
席散时，王振海给每个来帮忙的乡亲塞了一包“华子”。给我父亲时，他多说了两句：“建国叔，种地太苦了，挣不到钱。让我弟毕业了别回来，留在城里，我公司缺人手，随时来。”
父亲接过烟，道了谢，佝偻着背往家走。那包市场价近70元的香烟，在他粗糙的手里显得格格不入。他没抽过这么贵的烟。
晚上，母亲问起宴席的事。父亲只说了一句：“振海拿出来的那些酒，估摸着，够买咱家地里两年的收成。”
现实比对比更残酷。
六月底，麦子收完。粮贩开着卡车进村收购。价格比去年低了五分——一块三。父亲蹲在麦堆旁，抽了半包烟，最后还是卖了。粮食囤在家里，占地方，怕霉怕鼠，还得惦记价格波动。
13500元的预期收入，因为每斤五分钱的差价，又少了500元。到手13000元整。
还掉春耕时在农资店赊欠的5000元账款，剩下8000元。
七月，弟弟打电话回来，说暑假要跟导师做一个项目，需要买一台配置好些的笔记本电脑，大约6000元。父亲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说：“买吧，学习要紧。”第二天，他去镇上信用社，取出了定期存折里刚到期的8000元，汇了过去。那张存折，又回到了近乎零的状态。
同时，村支书在广播里通知，今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每人380元。我家四口人，1520元。
父亲开始频繁地在傍晚时分，去村头的劳务市场转悠。那里聚集着像他一样，想靠打零工贴补家用的中老年人。运气好时，能接到去附近果园摘果子、去建筑工地搬砖筛沙的活，一天100到150元，现结。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而且极度消耗体力。
一天晚上，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母亲帮他捶着腰。他忽然说：“村东头老赵家闺女出嫁，彩礼十八万八，听说一次性拿出来的，没欠债。”
母亲捶打的手停了一下：“他家不是开了个豆腐坊，还在网上卖吗？听说挺火。”
“嗯。”父亲闭上眼睛，“还有跑大车的刘三家，去年儿子在县城买房，一把付了五十万首付。他家两辆半挂，专门跑长途货运。”
这些能“一次性拿出几十万”的家庭，在村里像一座座孤岛，醒目地矗立在一片经济困顿的海洋中。他们的财富密码，早已与土地无关：早期跑运输攒下第一桶金，做特色农产品加工和电商，在城里开饭店或做装修包工头，子女在大企业工作收入丰厚……他们是农村里率先完成“脱农”转型的少数派。
而大多数人，像我父母一样，依然被牢牢绑定在土地上，遵循着“投入-产出-勉强维持”的循环。农业收入的天花板清晰可见，而生活成本、教育医疗、婚丧嫁娶的支出却水涨船高。一个“人情往来”就能轻易吞噬掉一季作物的利润；一场不大不小的病，就可能让一个家庭陷入数年的债务；一个孩子上大学，几乎要榨干全家多年的积蓄。
辛苦一年存十万？对于纯粹的种粮农户，这近乎天方夜谭。能维持温饱，略有结余，供养子女，已属不易。
中秋前后，王家气派的三层小楼封顶了。外墙贴着亮眼的瓷砖，在秋日阳光下熠熠生辉。王振海又回来了一趟，这回开的是另一辆更气派的黑色轿车。
同一天，我父亲接到了他零工生涯中最大的一单活——去邻村一个种植大户的蔬菜大棚里帮忙采收，连续干十天，管午饭，一天130元。他天不亮就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出发了。
晚上，他带着一身泥土和蔬菜叶子的气味回家，把挣来的130元交给母亲。母亲数了又数，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小心翼翼放进一个铁皮盒子里。那是给弟弟预备的下学期生活费的一部分。
铁盒旁边，是那包王振海给的、一直没舍得拆的“中华”香烟。
父亲看了看盒子，又看了看窗外远处王家灯火通明的新楼，什么也没说。只是就着咸菜，默默喝下了一碗照得见人影的稀粥。
夜色渐深，整个村庄安静下来。那些亮着灯火的窗户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图景。有的在为明天的生计发愁，有的在盘算着下一笔投资。财富的鸿沟在静谧中无声流淌，将同一个村庄的人，分隔成两个难以互通的世界。
而土地，那片曾经公平承载所有人希望的土地，如今只能给予它的忠实守望者，一份微薄而沉重的馈赠。那十万存款的梦想，对于他们，如同远方的星光，看得见，却隔着无法跨越的迢迢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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