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封从毕节发往北京的新中国电报，让70多岁的周素园觉得，自己等了几十年的“光明”，总算落在眼前。
1958年2月1日凌晨，他在贵阳病逝，终年72岁。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发来唁电，贵州省委挽联里写着“万里共长征”“马列宏谟”等16个大字，评价这位在红军、在地方、在统战战线辗转20多年的老人。
去世前4年，他刚参加完第一届全国人大，作为贵州的代表，在北京开完会没多久就因为肺病多次住院。
那时他已当过副省长、副主席，批阅文件从不假手他人，看到1个错字会要求重抄，身边年轻人记得，这是他对公共事务最后的“较真”。
再往前推回到1951年，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已经72岁的他从西南一路北上，跑了上千公里，到人民大会堂的会客室，把请辞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奏折放在身边，心里盘算着“精力不比1936年，担不起太多事了”。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年纪大了，精力差些不要紧，脑筋还好”，这句话他后来反复向3位友人转述。
毛泽东还送了一盒燕窝，叮嘱“政协开会，有力就来，没力就歇”，既准了卸任副主席的请求，又希望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上还能再多出几份力。
回到贵阳，他担任省文史馆馆长，这个机构当时不过十几个人。
他每天7点多就到馆里，组织年轻职员调查苗族、彝族等民族史料，整理辛亥革命前后的档案，生病那几年仍常常翻到晚上10点，手写卡片一张一张累积，远超过1000页。
而在1949年毕节解放的时候，他还是当地支前委员会主任。
为了给解放军筹粮、筹驮马，他连续跑了20多家乡绅、老部下，又写出十几封劝降信，劝旧日部属放下武器，帮助人民军队平稳接管这座有30多万人口的黔西小城。
解放后的第2年春天，他被推举到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并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从“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到“省副主席”，这中间隔着13年战火、4次大迁徙，他很清楚自己只是顺着时代在走，却也知道这条路并不轻松。
真正的转折，还要拉回到1936年2月。
那年红六军团突入毕节，很多当地士绅在3天内匆忙外逃，他这个年近花甲的报人，关上院门继续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书架上整整一排马列著作让战士吃了一惊。
有人劝他连夜走，他只说“我没鱼肉百姓，怕什么”，这句话后来被至少2位红军将领记下。
战士把情况报告给王震，王震亲自上门，才发现这位满头白发的读书人，已经研究马克思主义10多年，早在1920年代就办报宣传进步言论。
当时他已经57岁，王震仍邀请他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他随部队翻越乌蒙山、渡过金沙江，腿脚严重浮肿，只能坐在滑杆上被抬着走，却坚持写出多封劝谕信给龙云、孙渡等地方实力派，希望他们不要再投入对红军的围追堵截。
肖克后来回忆，这些信件起了关键作用。
滇军在那20天里按兵不动，让红军得以在毕节整整休整20天，这个数字在长征中并不多见，对伤病员、对后勤、对下一段几百公里的路程都有意义。
1937年4月，长征队伍陆续到延安，他也跟着抵达陕北。
延河岸边的窑洞里，贺龙的夫人替他整理被褥，肖克的夫人帮忙烧水，医生看着他双脚再度浮肿，建议至少静养3个月，他却烦恼自己在窑洞里“只吃不干”，像给党添了1份负担。
同年10月，他主动提出回贵州，利用多年在西南的声望去做上层统战工作。
在给中央的信中，他把“健康”“精力”“地方关系”等3点讲得很清楚，希望能在前线之外找到新的位置，这份信不久后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回覆。
毛泽东回信说，一切以身体和兴趣为准，并附上路费300元。
信中还提到，“将来若经费充裕，再月助生活”，这句看似随口的安排，其实反映出当时延安的财政窘迫，也让他更坚定要在外面为根据地多筹一点钱。
拿着这封回信，他离开陕北，先到重庆，再到成都、昆明，在3座城市之间往返。
他一方面奔走营救政治犯，另一方面为抗日经费到处筹措，最后为延安争取到4万元教育补助，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年代，这笔钱足以支撑几百个孩子读书。
其间，他的女婿被贵州当局逮捕，家里接连收到2封带着警告的信。
即便如此，他仍没有中断往返云贵川3省的行程，只是在日记上记了简短的8个字：“家事艰难，公事更急”，没有再多渲染。
真正把这条个人轨迹串起来的，是那封1949年11月3日从贵阳发往北京的电报。
“别来十一年”“衰生犹及见解放成功”，短短20多个字，把1936年的雪夜、1937年的窑洞、4万元的教育经费和20天的毕节停留都连在了一起。
几年后，他的骨灰安葬在贵阳城外的松柏之间。
墓碑上刻着那句反复写在手账里的话：“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望见了光明，光明来到了”，这4个“光明”，在你看来，又对应着哪几个历史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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