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年初，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成员国代表们，都收到了一封来自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紧急信函。
信中没有客套话，直接抛出了一个令人揪心的警告：如果资金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个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将在 7 月前耗尽所有可用资金，陷入 “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古特雷斯团队经过严谨测算后得出的结论 —— 联合国 2026 年的常规预算已压缩至 32.38 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 15.1%，为了节流，近 2700 个岗位已被列入裁撤名单，相当于总编制的 18.8%。
资金链断裂的根源并不复杂，核心问题出在 “会费缴纳” 这个最基础的环节。截至 2025 年 9 月底，联合国仅收到当年会费摊款的 66.2%，远低于往年同期水平，而最大的 “欠费户” 正是承担 22% 常规预算的美国。
自 2025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几乎停止了会费支付，不仅 2024 年的欠款至今未清，2026 年度应缴的 7.67 亿美元也迟迟没有动静，累计拖欠金额已高达 14 亿美元。
更让人担忧的是，美国的 “欠费” 并非单纯的财政问题，而是与一系列 “退群” 行为形成了联动 ——2026 年 1 月初，美国一口气宣布退出 66 个国际组织，其中 31 个是联合国相关机构，从世界卫生组织到教科文组织，这种 “批发式退群” 直接动摇了多边主义的根基。
与美国的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会费的 “按时缴费者”。
作为第二大出资国，中国不仅足额缴纳了各项摊款，还在 2026 年 1 月与联合国明确了未来五年的合作路线图，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领域推进务实合作，用实际行动支持多边机制运转。但即便多数成员国履行了义务，也难以填补美国留下的资金窟窿。
古特雷斯在信中无奈给出两条出路：要么所有国家全面履约缴费，要么彻底改革财务规则，可这两条路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都显得举步维艰。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本质上是单边主义对多边体系的一次集中冲击，当最大出资国把国际组织当作 “可随意摆弄的工具”，全球治理的根基便开始动摇。
145 国抱团签约：公海治理的新秩序正在成型
就在联合国陷入前所未有的财政困境时，一场覆盖 145 个国家的多边合作行动正在悄然推进，这便是刚刚正式生效的《公海条约》（全称《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
这份谈判了 19 年的条约，是全球首个对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有法律约束力的整体保护框架，相当于给占地球表面积 70% 的公海制定了统一的 “管理规则”，从建立海洋保护区到规范遗传资源开发，都有了明确的行动指南。
145 国的集体签约，背后是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次 “补位” 与 “革新”。在联合国常规机制受资金困扰、部分大国持续 “脱钩” 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不能把全球治理的希望只寄托在单一平台上。
公海作为 “人类共同遗产”，长期面临过度捕捞、污染、资源争夺等问题，却一直缺乏统一的治理规则，而《公海条约》的生效，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更值得关注的是，签约国中有超过 100 个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70% 以上，却在以往的国际组织中话语权不足 15%——163 个联合国相关机构总部中，有八成以上设在欧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往往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这场 “新群” 的组建，没有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没有设置高额入门门槛，与美国近期推出的 “加沙和平委员会” 形成了鲜明对比。
特朗普政府提议的该委员会，规定缴纳 10 亿美元即可获得永久成员资格，且所有决议需特朗普个人点头才算数，被国际社会批评为 “资本主导的伪多边机制”。而《公海条约》的签约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遵循主权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这种真正的多边主义底色，正是其能吸引 145 国加入的核心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新机制的诞生，是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单边主义的一次无声反抗。
厦门争设总部：全球治理重心东移的信号
145 国共同签署的《公海条约》，不仅需要统一的规则，更需要实体机构来推动执行。条约生效前夕，中国正式致函联合国，提议将负责条约实施的核心机构 —— 秘书处设在福建厦门，这一提议立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让厦门成为总部选址的热门候选地。
目前，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智利的圣地亚哥也提出了申请，但中国的竞争力显然不可小觑。
厦门之所以能成为有力竞争者，绝非偶然。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厦门的海洋治理基础早已打下坚实根基：近岸海水质量优良率达到 91.7%，红树林蓝碳交易量占全国八成，拥有完善的海洋科研体系和环保产业集群。
更关键的是，厦门的海丝中央法务区聚集了上千家涉外法务机构，能处理 40 多个国家的法律纠纷，这对于需要协调 145 个签约国事务的秘书处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配套能力。
此外，厦门作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多边合作经验，截至 2024 年，已为 70 多个国家培养了大量国际合作人才，这种 “软硬件兼备” 的条件，是其他候选城市难以比拟的。
但这场选址竞争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个机构的落户本身。它本质上是全球治理重心东移的一次重要信号。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国际组织的主导权，从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到多数专门机构集中在欧洲，全球治理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一直向西方倾斜。
而中国提议将《公海条约》秘书处设在厦门，正是要打破这种垄断 —— 让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落地在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上。对于 145 个签约国来说，将总部设在中国，不仅能获得更公平的话语权，还能借助中国的发展经验推进公海治理实践。
比如，中国在深海资源勘探、海洋保护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积累，能为条约执行提供切实支撑，而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急需的合作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申请并非出于 “地缘政治考量”，而是基于多边合作的初心。正如中国在 2026 年《联合国对华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中承诺的那样，中方始终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如果厦门最终成功入选，这将是中国首次承接联合国环境条约常设机构，也是发展中国家首次拥有如此重要的全球治理平台，其象征意义与实际价值同样深远。
这场联合国的 “钱荒” 与 145 国的 “新局”，看似是两个独立事件，实则勾勒出当前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当单边主义让传统多边机制陷入困境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用务实行动搭建新的合作桥梁。
联合国的财政危机或许还需要时间化解，但 145 国抱团推进公海治理的实践已经证明，多边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某个单一机构，而在于是否能真正体现各国的共同利益。
厦门能否最终成为新总部，还有待缔约国大会的投票结果，但全球治理重心东移的趋势，早已在这场多边合作的浪潮中清晰显现。
信息来源：
央视新闻：古特雷斯：联合国面临财政崩溃 资金可能在7月前耗尽
中国海洋信息网：中国申请将《BBNJ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