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誉破产、既要又要、思维僵化：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三大“死穴”|信誉破产|国际秩序

导读

当前全球秩序正经历重构。过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内部存在三重矛盾：一是承诺长期无法兑现产生严重的信誉赤字，二是主宰世界的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构成冲突，三是守旧的意识形态框架与多极化现实不相协调。西方的安全和意识形态关切与“全球南方”的发展与治理诉求之间存在明显错位。国际体系正进入“竞争性共存”阶段，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能否摒弃“零和”思维，推动更加公平包容的多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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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国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教授

国际秩序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逆转的重构。自冷战结束以来长期以来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框架，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场重构是由“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所推动，它们希望扩大自身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自主权，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模式。标志性事件发生在2024年底，当时联合国大会不顾美国的反对，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要求在加沙停火的决议，反映出西方的主张与“全球南方”的集体意愿之间越来越大的分歧。

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正被三个内部矛盾掏空：一是承诺长期无法兑现产生严重的信誉赤字，二是主宰世界的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构成冲突，三是守旧的意识形态框架与多极化现实不相协调。

任何基于规则的秩序，从根本上说都是靠信誉支撑的。然而，西方国家长期系统性的言行不一，正在迅速破坏这一基石。七国集团 (G7) 和北约峰会上的豪言壮语一次又一次地化为支离破碎、互不协调的国家政策，暴露出战略上的分裂。因此，“全球南方”伙伴对它们的信任度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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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治理就是这种失败的一个例证。2009年，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然而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总共仅筹集了833亿美元，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贷款而不是赠款。这使那些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国家的债务负担雪上加霜。虽然202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新目标，规定到2035年，发达国家每年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但相比于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总需求，这也只是一小部分。一再的食言已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象征，侵蚀了集体行动所必需的信任。

即使在人工智能治理这种西方本可以展示集体领导力的领域，也一样充斥着分裂。G7在2023年广岛峰会上启动了“广岛人工智能进程”倡议，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份非强制性行动指南。结果，一个支离破碎的监管格局出现了：欧盟实施了严格的人工智能法案，美英奉行灵活的、以行业为主导的路径，日本则强调创新友好型模式。这种分裂反映了西方各国对风险和创新的理念存在根本性区别，使它们的全球领导地位愈发站不住脚。“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填补它们留下的领导力“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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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秩序面临的更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是：一方面经济上越来越依赖“全球南方”，另一方面试图主导全球规则制定。由于无法在不引发“系统崩溃”的情况下“脱钩”，西方大国愈发倾向于将国际规则武器化，以此约束新兴大国，从而造成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失衡。

2023年，仅中国就占G7贸易总额的10.4%，而整个“全球南方”地区是关键矿产、能源的重要产地，也是工业制成品的重要市场。西方的策略不是切断关系，而是谋求控制。具体到国际贸易方面，它们在世贸组织改革提案中强调“市场导向条件”，排斥“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对此，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回应是，呼吁保留“工业发展的政策空间”，反映出两种理念在商业规则方面的直接冲突。

西方将国际规则武器化最明显的一个领域是金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赋予了美国及其盟友否决权，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则被边缘化，贷款也附加了严格的政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机构应运而生，在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情况下为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对西方金融霸权构成直接的结构性挑战。

在科技领域，美国及其盟友对先进半导体实施了全面的出口管制，再加上“友岸外包”策略，试图将“全球南方”国家锁死在价值链底端。这种技术围堵手段正激起受影响国家的强烈反弹，倒逼它们纷纷加快推进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进程。

国际规则武器化的终极手段是经济制裁，比如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的举动在整个国际金融系统引发了一场“冲击波”，引发了全球去美元化的讨论，激发了人们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替代性支付系统和非西方金融中心的兴趣，加速了去中心化、多极化金融格局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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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导的治理体系中最致命的缺陷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它固守“民主对抗威权”的逻辑定式，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对“全球南方”国家核心关切的误读。这些国家的优先事项并非由意识形态站队决定，而是基于务实的发展追求、战略自主，以及后殖民时代对主权平等的坚持。

西方所宣扬的论调认为，各国在这场意识形态之争中自然会选边站队。然而，这一论调屡屡碰壁，因为它忽视了历史遗留的敏感问题，也无法为减贫、债务减免、气候适应和技术获取等当下紧迫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事实证明，西方指望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自动加入自己的“民主”阵营是一种战略误判，因为这些国家珍视战略自主，认为阵营对抗是新殖民主义的强加，因而拒绝加入。

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奉行务实的多边主义。它们的首要目标是发展，首要原则是主权平等，其外交政策主张通过多元化的伙伴关系来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选边站队。这一立场在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得到了制度化体现。

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和谐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冲突。西方国家关心的要务是安全联盟和自由民主价值观，而“全球南方”则强调气候融资、技术转让和制度改革。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西方的讨论侧重于“基于风险”的监管框架，防止技术滥用，而“全球南方”的关切则是弥合数字鸿沟，确保公平获取技术资源。其结果是出现了两条平行的治理路径，从非洲联盟的人工智能战略到金砖合作，都是对西方排他性叙事框架的直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