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中旬的淮安，雨水刚停，黄克诚在一间简陋军部里展开一张粗糙地图。东三省的名字在纸上发亮，那里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抗战硝烟尚未散尽，国共两党都盯着那片辽阔土地，谁先进去，谁就多一分主动权。

留在鲁南的兄弟连夜卸下迫击炮时，议论纷纷：“咱真就赤手空拳去吗？”道理明摆着——中央希望三师把重武器留给华东根据地，用最快速度抢进东北，靠当地日伪遗弃的武器再武装。黄克诚心里清楚，手里没家伙，路上撞见顽军，吃亏是必然。可命令如山，不执行就是给整体战略添乱。

于是，一支二百多人的先遣队在9月底匆匆组建。带队两个人选得有意思：参谋处长沈启贤，步履稳、算盘精；八旅副旅长胡继成，骑马冲锋最拿手。侦察队、骑兵连、通讯分队拼在一起，一路向北，“搞明白武器在哪儿”，这是唯一具体任务。

离开淮安那晚，胡继成半开玩笑：“老沈，咱这趟要不把枪弄回来，可得给弟兄一个交代。”沈启贤闷声点头，却没回话。他把路线写进皮夹：临沂—胶济路—津浦路—廊坊东—玉田—山海关，文字密密麻麻，像一场无形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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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先遣队翻过胶济铁路，摸黑穿越津浦线，沿途和地方武装周旋。枪声倒不多，难的是运输，只能挑小道、绕岗哨。几天后到冀东玉田，屋外冷风裹着沙尘，沈启贤突然叫停。他给黄克诚发电：国军在山海关调集兵力，李运昌部也被缠住，“如冒然北上，恐全军被截”。字字斟酌，分寸拿捏得正好。

战事情报来自李富春。当时李富春带中央代表团，也要赶去东北，在玉田与先遣队短暂碰面。帐篷里烛光微弱，李富春轻声一句：“山海关堵得厉害，最好绕冷口。”信息靠谱，可走冷口意味爬山、缺补给，风险照样不小。

这一夜，沈启贤反复推算，心底生出退意。第二天，他对胡继成说：“部队安全首位，咱等等主力。”胡继成脸色一沉：“那先遣队成摆设？”两人沉默数秒，帐篷外只有风声。最终协议：沈启贤带大部队留在迁安待命，胡继成抽五十人“轻装探路”，生死自负。

小分队进入热河山区，扶梯爬山，渴了啃雪。贴身带的步枪不到三十支，弹药两匣，靠的是速度与隐蔽。11月5日，胡继成抵锦州，城里刚换旗，一片混乱。苏军仓促撤出，大量日伪仓库大门敞开，国共双方都在打探物资。胡继成先一步找到城防司令，一番斡旋，拿到几张仓储移交单，算是半官方认可。

之后两周，小分队几乎昼夜搬运：机枪、迫击炮、七九步枪、皮袄、棉被，能拉的全装火车皮。听说李运昌部位于黑山，正缺衣弹，胡继成索性把一列车皮顺给他们换覆盖证件，以免日后被人追责。做生意似的，但确实争来了时间。

与此同时，黄克诚主力从冀东突进，行至冷口，雪厚过脚踝。12月初，他们与沈启贤会合，随后在锦州与胡继成队伍汇合。三师到了东北，却只分到不足三分之一的新式武器，原因简单——吉辽各地来的人马太多，谁都伸手抢。曾克林部短短月余靠苏械扩编到八万人，就是最直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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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黄克诚当机立断：先不要纠结配枪，抓紧打基础。他派三旅南下昌图，七旅插入阜新，十旅西进黑山，各自拉出游击区，边收编伪军、边筹粮装。沈启贤此刻不再犹豫，调度粮秣、弹药、皮车，忙得脚不点地。胡继成领一个侦察团，依旧穿梭前线，专盯仓库和交通线。

1946年春天，苏军彻底撤离，日伪武器来源断了。三师只好自力更生，拆旧枪、改口径，甚至用缴获的轻坦克改造牵引车。到8月，三师与新归队的四师合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兵员两万七，火炮七十九门，比刚进关时强了不止一星半点。

很多年后，谈起当初那场分歧，沈启贤说：“我的职责是保全有生力量。”胡继成笑答：“我的念头很简单，先抢到枪，兄弟们心里才踏实。”两人观点不同，却都为同一目标——让三师在东北立得住脚——殊途同归。

东北战局由此掀开新一页，先遣队的这段插曲被埋在尘埃里，但它决定了三师最初那口“枪油盐”，也决定了后续诸多战役能否顺利打响。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夜行百里的急行军和熬红的双眼，成败往往就系在这种被忽视的细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