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我们总觉得韩国人各种把咱们华夏文化说成自己的是一种自卑的表现，可是我翻阅历史后却发现，韩国人并不是这几年才开始“偷”咱们华夏文化的，这要追朔到三百多年前！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虽然韩国人总是把很多华夏传承说成自己的，但是唯独一个朝代他们从来不碰，而这个朝代就是满清！
要知道满清可是起家于中国东北，离朝鲜很近，还当了朝鲜两百多年的宗主国，虽然有些人说什么满清无昏君，满清各种千古一帝，但是我却从没听过韩国人说满清皇帝是他们韩国人，也从没见他们争过任何满清的文化符号。这不是偶然，而是刻在李氏朝鲜骨子里的极致排斥——他们对满清的鄙夷，深到连其文化都不屑触碰，更别说争抢，而这份排斥，恰恰能解开所谓“文化偷窃”的真相。
要弄懂这份厌恶，就得先搞明白李氏朝鲜的底线：他们只认明朝为华夏正统，而满清在他们眼里，从来不是什么宗主国，而是毁掉华夏文脉的“胡皇”“虏寇”，是连文化都不配被他们正眼瞧的“犬羊夷狄”。1392年李氏朝鲜建立后，就一头扎进了对明朝的皈依者狂热里，不仅全盘照搬明朝的官制、科举、礼仪和衣冠，连国名都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钦定，这份自上而下的文化认同，早已刻进了朝鲜的血脉。在他们的认知里，自己是“大明第二”，是华夏文明圈里仅次于正统的存在，越南不够格，日本是蛮夷，而东北的女真部落，更是连入他们眼的资格都没有——在他们看来，女真不过是散居在白山黑水间的野蛮人，又穷又弱，只能被自己随意拿捏。
这种对女真的鄙夷，从一开始就刻在了骨子里，甚至形成了制度化的歧视。努尔哈赤的七世祖猛哥帖木儿，早年就常年受朝鲜打压，朝鲜对女真向来是“萝卜加大棒”的高压政策：给点布匹粮食拉拢听话的部落，对不服管的就直接武力清剿。1403年，朝鲜军队突袭女真兀良哈部，不仅抢走了大量牲畜和人口，还烧毁了部落的居所，把女真人当成随意猎取的猎物。为了从根源上控制女真，朝鲜还在边境设立“贸易所”，表面上是互通有无，实际上是垄断贸易，用高价卖出铁器、布匹，低价收购女真的皮毛、人参，通过经济掠夺进一步削弱女真实力。在朝鲜的官方文书里，女真被称为“夷狄”“野人”，连基本的族群尊重都没有，这种从官方到民间的全方位鄙夷，为后来对满清的极致厌恶埋下了伏笔。
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壬辰倭乱，朝鲜都城汉城陷落，国王李昖一路逃到中朝边境的义州，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向明朝求救。就在明朝调兵遣将的关键时刻，已经逐渐崛起的努尔哈赤主动提出，愿意率领三万女真铁骑入朝助战，帮助朝鲜抵御日军。可朝鲜方面不仅一口回绝，还在给明朝的奏疏里痛斥努尔哈赤“乃蛮夷小丑，虽有兵力，不足为恃，且其心叵测，若许其入境，恐为引狼入室之举”。那时候的朝鲜，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却宁肯指望远在千里之外的大明援军，也不愿让女真兵踏入国土半步——在他们眼里，女真这个“蛮夷”比日本侵略者还可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是一方面，更核心的是打心底里瞧不上，觉得和蛮夷为伍是奇耻大辱，哪怕亡国，也不能丢了这份“华夏正统”的架子。
可朝鲜没料到，曾经被自己鄙视的女真，会在明朝和朝鲜的夹缝里迅速壮大。1627年，后金（清朝前身）第一次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同意向后金纳贡，但骨子里的鄙夷丝毫未减，私下里仍称后金为“虏”，把纳贡当成权宜之计。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为了彻底稳住后方，以便全力入关攻打明朝，再次率军攻打朝鲜，这就是历史上的“丙子之役”。皇太极一开始没想赶尽杀绝，只是派使者让朝鲜脱离明朝，结为兄弟之国，可朝鲜国王李倧直接把清朝的国书烧毁，还痛骂使者“尔等蛮夷，何敢妄称帝号，我朝只认大明为宗主，宁死不与尔等为伍”。
这份骨子里的顽固鄙夷，最终换来了灭顶之灾。同年冬天，皇太极亲率十二万八旗劲旅渡过鸭绿江，朝鲜军队早已承平日久，武备松弛，所谓的火枪队没到射程就胡乱开枪，自己先乱了阵脚，清军弯刀一挥，朝鲜兵就死伤惨重、全线溃败。短短十几天，清军就打到了汉城脚下，朝鲜仁祖李倧逃到江华岛，躲在那里负隅顽抗。可清军很快就架起大炮，对着江华岛猛轰，朝鲜的守城士兵根本抵挡不住，只能开城投降。最让朝鲜人屈辱的是，仁祖李倧必须亲自出城，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叩九拜的君臣大礼——对着曾经被自己随意拿捏的“蛮夷”俯首称臣，这份屈辱深深刺痛了每个朝鲜人的自尊。皇太极还逼着朝鲜签下《南汉山城条约》，断绝和明朝的一切关系，每年向清朝纳贡，送质子到沈阳，从此朝鲜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国。
可即便签了盟约，朝鲜人的厌恶也没半分消减，反而从公开的敌视变成了隐秘的对抗，形成了“外示臣服，内怀鄙夷”的奇特状态。他们表面上对清朝称臣纳贡，暗地里却沿用明朝“崇祯”年号，一用就是两百多年，民间私下里还叫清朝“胡虏”“清贼”，连清朝的年号都不许提。朝鲜的官方史书《朝鲜王朝实录》里，但凡提到清朝，必用“虏”“夷”等侮辱性词汇，甚至把清朝入关描述成“胡虏窃国，神州陆沉”，把自己当成了华夏文脉的唯一继承者。
明亡后，朝鲜对满清的厌恶，更是变成了对其文化的全盘排斥，甚至到了“沾满清边者皆鄙弃”的地步。朝鲜使者出使清朝，踏入北京的那一刻，心里满是悲凉和鄙夷：曾经的天朝帝都，如今满大街都是“金钱鼠尾”的发式，男女老少穿的都是旗装，再也见不到大明的衣冠礼乐，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华夏文明的沦丧。而朝鲜使者自己穿的明制圆领袍，反倒成了北京城里的稀罕物，有人围观，有人好奇，可朝鲜使者心里只有不屑——他们觉得这些剃发易服的人，早就不配叫“华夏”了，自己身上的明制衣冠，才是正统华夏的最后遗存。
朝鲜使者的燕行录里，满满都是对满清的鄙夷和对明朝的怀念。除了李宜显的《庚子燕行录》，朴趾源在《热河日记》里更是把这种厌恶写得淋漓尽致。他在书中描述清朝的京城：“街道污秽，人人皆垂发辫，状如禽兽，衣饰怪异，无复华夏之风”，看到清朝官员穿旗装、留发辫，就忍不住嘲讽“蛮夷之俗，果然粗陋不堪”。他还记录了一件事：在北京遇到一个清朝文人，对方看到他身上的明制官服，羡慕不已，偷偷问他能不能买一件，朴趾源断然拒绝，还在日记里写道“此乃华夏正统之服，岂可与蛮夷共享”。另一位使者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里也写道，清朝的科举考试“虽仿大明之制，然应试者皆剃发易服，无复孔孟门徒之貌，斯文扫地矣”，字里行间全是鄙夷。
为了强化这种“尊明反清”的意识形态，朝鲜肃宗李焞在1704年，也就是明朝灭亡60周年之际，下旨修建了大报坛，专门祭祀明朝的明太祖、明神宗和崇祯帝。大报坛位于昌德宫后苑，坛制仿朝鲜社稷坛之制，墙高四尺，方广二十五尺，四面皆为九级，祭物品式完全遵用明朝之制，祭器依《大明集礼》图式，神座、黄帐殿都按《大明会典》图说制作，甚至祭祀时的音乐、舞蹈都沿用明制。肃宗在修建大报坛时明确说：“神宗皇帝于我国，有万世不忘之功矣。当壬辰板荡之日，苟非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则我邦其何以再造而得有今日乎？”他还写下诗句“恩深再造感铭骨，效蔑丝毫负圣明。何日手提三尺剑，铁骑长驱九连城”，公然表达了北伐反清的志向。
大报坛的祭祀是朝鲜王朝后期最隆重的典礼，属于“大祀”，采用祭天之礼，隆重程度甚至高于宗庙祭祀。每年三月，国王都会亲自前往祭祀，穿冕服，行三献礼和饮福礼，王世子率文武百官陪祭，明朝遗民后裔及丙子胡乱时忠臣后裔也会参与，站在文武百官之前，凸显他们的特殊地位。祭文中从不书写清朝年号，始终以明朝为正统，这种祭祀活动一搞就是两百多年，直到1908年在日本人的压力下才关闭。大报坛不仅是祭祀明朝皇帝的场所，更是朝鲜“尊明反清”的精神象征，通过这种制度化的祭祀，朝鲜把对满清的厌恶深深植入了每个国民的心中。
朝鲜对满清的排斥，还体现在对满清文化的全方位抵制上。在服饰上，朝鲜严格禁止穿旗装，国王下旨“袭大明衣冠，禁胡服”，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必须穿明制服饰，一旦发现有人穿类似旗装的衣服，就会被治罪。在语言上，朝鲜拒绝学习满语，官方文书和民间交流始终用汉字和朝鲜语，甚至连清朝使者来访时，朝鲜官员也故意用汉语交流，假装不懂满语。在礼仪上，朝鲜虽然被迫在官方场合对清朝使者行君臣之礼，但私下里从不举行满清的祭祀仪式，始终沿用明朝的礼仪制度，祭祀孔子、祖先时，完全按明制进行，以此表达对满清文化的排斥。
更有意思的是，朝鲜连满清的商品都不屑使用。清朝曾多次向朝鲜赠送丝绸、瓷器等物品，但朝鲜官员大多将其束之高阁，甚至私下销毁，民间也以使用满清商品为耻。有史料记载，朝鲜肃宗年间，朝鲜发生大饥荒，不得不向清朝借粮，可很多士大夫宁愿挨饿，也不肯吃“蛮夷之粮”，还痛斥那些食用清粮的人“忘恩负义，甘为蛮夷之奴”。这种近乎偏执的抵制，恰恰说明朝鲜对满清的厌恶已经深入骨髓，不仅是对一个政权的敌视，更是对其文化的全盘否定。
朝鲜孝宗李淏在位时，更是把对满清的厌恶转化为了实际行动，积极策划“北伐”，企图“反清复明”。他上台后，立刻整顿军备，训练军队，筹集军费，还多次召见大臣商议北伐事宜，甚至计划联合明朝的残余势力，共同攻打清朝。孝宗曾说：“我朝虽小，然忠义之心不输大明，若能北伐成功，复华夏正统，虽死无憾”。为了筹备北伐，他还下令增加税收，扩充军队，把朝鲜的军队规模扩大到了十万人。可惜的是，当时清朝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消灭了台湾明郑势力，完全巩固了对中国的统治，国力远胜朝鲜，北伐计划最终因国力不足而中止。但孝宗的这份雄心，也从侧面反映了朝鲜对满清的极致排斥——宁愿以卵击石，也不愿接受“蛮夷”统治华夏的现实。
朝鲜对满清的排斥，还深深影响了其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在朝鲜的史书、诗文、民间传说中，满清始终是“蛮夷”“寇贼”的形象，而明朝则是“正统”“天朝”的象征。朝鲜的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宣扬“尊周思明”的思想，把朝鲜定位为“小中华”，即华夏文脉的唯一继承者。学者宋时烈在《朱子大全》序中写道：“华夏之统，绝于大明之亡，然我朝鲜，独存华夏之礼，独守华夏之节，是乃小中华也”，这种思想在朝鲜深入人心，成为了全民的共识。
正是这份深入骨髓的排斥，让朝鲜从骨子里排斥满清的一切，包括其文化。在他们看来，满清的文化是“蛮夷文化”，粗陋不堪，根本不配被他们关注，更别说争抢。他们坚守的，始终是明朝传承下来的华夏文化，这种坚守，不是为了“偷”，而是为了和满清划清界限——你满清是蛮夷，我朝鲜才是华夏正统，我的衣冠、礼仪、文字，都是大明传承下来的，和你满清的蛮夷文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韩国人从不争满清文化：在李氏朝鲜两百多年的历史里，满清是毁掉他们心中“华夏正统”的仇人，是他们鄙视了一辈子的“蛮夷”，其文化在他们眼里就是低贱又粗陋的象征，根本不值得他们去碰，更别说当成自己的来争抢。他们坚守明制文化，是对大明的忠诚，是对满清的无声反抗，更是对自己“小中华”身份的认同。
再回头看所谓的“文化偷窃”争议：朝鲜坚守的明制衣冠（后来的韩服）、科举制度、儒家礼仪，都是他们在满清统治下，为了和“蛮夷”划清界限而刻意保留的，他们从来没否认过这些文化源于明朝，反而以此为荣——因为这是他们区别于满清的标志，是他们作为“小中华”的底气。那些吵得沸沸扬扬的端午、中秋争议，也和这份厌恶有关：朝鲜过端午、中秋，学的是明朝的习俗，和满清的节日文化毫无关系，他们坚守这些节日，本质上也是在坚守自己心中的华夏正统，和“偷”根本不沾边。
而韩国个别极端分子的奇葩言论，只是现代社会的个别现象，不能代表李氏朝鲜两百多年来对满清的极致厌恶，更不能因此否定他们坚守明制文化的初衷。当我们看懂了这份深入骨髓的鄙夷——从官方的北伐计划、大报坛祭祀，到民间的文化抵制、燕行录中的痛斥，就会明白，所谓的文化之争，从来不是“偷与不偷”，而是一段关于正统认同、民族尊严的复杂历史。
朝鲜对满清的极致排斥，是刻在其历史记忆里的烙印，是解开韩国为何不碰满清文化的核心钥匙，当年的他们不是在偷华夏文化，而是在“神州陆沉”的黑暗时代，固执地守着自己心中的华夏正统，守着那个他们愿意为之臣服的大明留下的文化遗产。这份坚守，或许带着几分偏执和傲慢，却也让华夏文化曾经照耀过他们的光辉在朝鲜半岛得以保存，成为了一段跨越数百年的特殊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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