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尤利西斯》之丰沛，唯有但丁和莎士比亚可以媲美|但丁·阿利吉耶里|威廉·莎士比亚|尤利西斯|莱昂·布鲁姆|詹姆斯·乔伊斯

【编者按】

2026年2月2日，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诞辰144周年纪念日。乔伊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非《尤利西斯》莫属。在《生命的灿烂之书：布鲁姆文学之旅》一书中，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细数值得一读再读的50部小说，其中就有《尤利西斯》。本文摘自该书，经出版方授权刊载，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詹姆斯·乔伊斯

二十世纪最有分量的长篇小说，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前者从1913年至1927年分卷出版，普鲁斯特本人于1922年去世，得年五十一岁。后者的创作时间是1917年至1922年，乔伊斯1941年去世，将将不到五十九岁。我想普鲁斯特应该是没有读过乔伊斯，尽管他们曾在一次巴黎晚宴上见过面，并且就各自的健康问题互倒苦水。乔伊斯读过《斯万家那边》（1913），感觉平平无奇，但还是参加了普鲁斯特的葬礼。

我想到可以比肩普鲁斯特和《尤利西斯》的，只能是《芬尼根守灵》（1939），乔伊斯殚精竭虑十七年的心血之作。如果非要我在普鲁斯特、《尤利西斯》和《守灵》之间挑一部，我会很苦恼。情感上说，《追忆》更让我内心翻江倒海，但《守灵》太好笑了，只消多读几遍就能体会，而《尤利西斯》之丰沛，唯有但丁和莎士比亚可以媲美。读者或更容易接受普鲁斯特和《尤利西斯》，而难以适应《守灵》。我希望在告别之前，可以至少再读一遍《守灵》，不过我每年都会重读好几次普鲁斯特和《尤利西斯》。

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法门很多。它描绘了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以三十八岁的利奥波尔德·布鲁姆为主角。在世界文学的日历上，这一天便是著名的“布鲁姆日”，也是在这天，诺拉·巴纳克尔和詹姆斯·乔伊斯第一次约会。他们一起离开都柏林，去往欧洲大陆，保持着伴侣关系，并育有两个孩子：乔治和露西亚。乔治尝试过当一名职业歌手，但明智地爱上了一位遗产颇丰的美国女子，后来就把唱歌当作兴趣爱好。露西亚患有精神分裂症，只能永久地关在精神病院里。诺拉和乔伊斯相当勉强地在1931年正式结婚。

利奥波尔德·布鲁姆的父亲是匈牙利犹太人——鲁道夫·维拉格，后在他与艾伦·希金斯成婚的时候改名为鲁道夫·布鲁姆，并改信新教。利奥波尔德或波尔迪——我们总会跟着乔伊斯这样叫他——是被当新教徒养大的，因此未受割礼。波尔迪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好娶莫莉·特威迪，即小说里那个惊人的莫莉·布鲁姆。鲁道夫·布鲁姆后来自杀身亡。莫莉和波尔迪育有一女米莉，但是他们的儿子鲁迪，只活了11天。

波尔迪的母亲和外婆都是基督徒，按照《塔木德》，他不能算犹太人。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虽然他既非虔诚的新教徒，也不是真心信奉天主教，但波尔迪却自认是个犹太人，都柏林的所有人也都这样看待他。为何詹姆斯·乔伊斯非要在《尤利西斯》里面加入一味犹太身份？

道理可能就是在于——大多数评论家都同意——乔伊斯自身的经历，他1904年同诺拉·巴纳克尔一起离开爱尔兰，去往欧洲大陆，从此生活在异国他乡，直到1941年去世。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愿流亡，远离都柏林。然而他所有的作品皆以都柏林及其市民为核心。乔伊斯经常把自己设想为新的但丁，但丁被迫离开佛罗伦萨，满怀苦涩地流亡一生，这成了乔伊斯生活和创作的模版，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他拒绝沉浸于苦涩之情。波尔迪·布鲁姆感觉都柏林就是自己的家，但他的市民同胞却视其为异类，一个“流浪的犹太人”。

而放弃了都柏林，也就放弃了罗马天主教，乔伊斯本来是受过洗的，但他放弃了那样的传统和环境。至于新教，跟他就更没有什么瓜葛了。他完全谈不上有宗教情结，既无此性情，亦无此信念。乔伊斯效仿威廉·布莱克，同时驱逐了神父和国王，但布莱克始终视自己为基督徒，即使他的派别只有一人。波尔迪对于自己祖先的犹太传统基本一无所知。他是世俗的，一如詹姆斯·乔伊斯和威廉·莎士比亚。在《尤利西斯》的最深一层，波尔迪就是莎士比亚和乔伊斯。这是乔伊斯的设计。他欣赏的作家范围很广，包括丹尼尔·笛福、古斯塔夫·福楼拜、威廉·华兹华斯和珀西·比希·雪莱，但乔伊斯最在意的是同但丁和莎士比亚一较高下。他其实有一种荷马式的英雄壮志；他渴望在但丁和莎士比亚后面添上第三个名字，甚至超越他们。

大概除了弥尔顿和托尔斯泰，我想不出还有哪个作家如此雄心勃勃。歌德、普希金、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曼佐尼、简·奥斯汀、狄更斯、梅尔维尔、乔治·艾略特、普鲁斯特、卡夫卡和叶芝，这些作家都堪称伟大，却都审慎地退后一步，不愿太过直接地同但丁或莎士比亚竞争。

要媲美但丁和莎士比亚，你必须再造语言，变更再现世界的模式。我也不敢断言詹姆斯·乔伊斯完成了自己的计划，他最后的高度足以比肩但丁和莎士比亚。但如果不是乔伊斯，又能是谁呢？一旦你充分享受了《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流亡者》《尤利西斯》甚至《芬尼根守灵》，你就可以开始考虑乔伊斯的文学追求有怎样一个更为恢宏的背景。

《尤利西斯》1922年首版封面，该书当年由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出版

乔伊斯与但丁的关系，有三篇很好的讨论。第一篇是玛丽·T.雷诺兹（Mary T. Reynolds）的《乔伊斯与但丁：塑造想象》（1981）。玛丽·雷诺兹和玛丽·埃尔曼在耶鲁的那些年里，我跟她们喝过很多茶，那些都是最快乐的记忆。两位女士都很风趣、善良、聪明，她们比我年长许多，我很高兴能坐在她们的身边学习。玛丽·雷诺兹研究乔伊斯与但丁，着力于思考《神曲》中的种种父亲形象，以及他们如何在乔伊斯的全套作品中复活。乔伊斯从但丁那里为自己找到了反抗天主教的先例：但丁的思想和人物塑造，都是自成一派的。另一部生动的论文是露西娅·博尔德里尼（Lucia Boldrini）的《乔伊斯、但丁与文学关系的诗学》（2001），此文研究了但丁如何影响了《芬尼根守灵》。更近一些的，则有詹姆斯·罗宾逊的《乔伊斯的但丁》（2016），其中追溯了非正统的但丁是如何滋养了乔伊斯，其路径乃是一种十九世纪的传统，从雪莱和拜伦延续到但丁·加百利·罗塞蒂。

英美但丁研究在过去几代人里倾向于推出一个神学的但丁，这样的一个诗人更关注阿奎那和奥古斯丁，而不是他自己的文学竞争——其对手是布鲁内托·拉蒂尼、圭多·卡瓦尔坎蒂和圭多·圭尼泽利。圭多·圭尼泽利发明了“温柔的新体”（Dolce Stil Novo），但丁承认那是自己的一个起点。卡瓦尔坎蒂是但丁最好的朋友，对他影响很大；布鲁内托·拉蒂尼是但丁的老师，也是《宝藏》（Tesoretto）的作者，这部作品为《神曲》提供了一个范例。

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著作《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于1953年译成英文，那是我自己阅读但丁的起点——把但丁看作一个诗人而非神学家。贝雅特丽齐，根据但丁的安排，在天主教的救赎计划里占据一个崇高的地位。她最终将激励不仅但丁，还有全体罗马天主教信徒走上正道。但丁的成就如此伟大，教会很快就乐于接纳他。然而，正如库尔提乌斯坚持的观点，对于贝雅特丽齐的颂扬，要么是异端邪说，要么是神话。问题是：哪种？库尔提乌斯回答说，这种赞美显然与诺斯替教派有关，原初或许不是，但也肯定是一种有心的计划或构建。

詹姆斯·乔伊斯叛出教会绝不回头，他显然看到但丁之异于正统，所以年轻的爱尔兰作家会将这位拉丁传统里的巅峰诗人引为同道。

但丁必然也一厢情愿地扭曲了维吉尔在那个传统中的位置。这位写下《神曲》的诗人从来没听说过卢克莱修，而后者的伊壁鸠鲁主义杰作《物性论》，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影响至深。直到1417年，才有一部完整的卢克莱修诗作在德国的一家修道院里被重新发掘出来。这两部诗作我都喜爱，我每次重读《埃涅阿斯纪》，都感觉维吉尔面前摆着一本卢克莱修，以便确认他用对了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的苦难。但丁笔下的维吉尔已经被基督教吸收，孜孜以求神恩。可是在但丁的构想中，历史上的维吉尔归入地狱，跟伟大的法利纳塔并列一处，后者直挺挺地站在那熊熊燃烧的坟墓中，似乎对地狱甚为不屑。

卢克莱修的影响渗透了后世的作家，从马洛和莎士比亚，经由雪莱和丁尼生，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里达到顶点。波尔迪没有读过卢克莱修，但他对痛苦和死亡的态度是伊壁鸠鲁式的，而这似乎也与乔伊斯所见略同。任何标签都无法概括《尤利西斯》和《守灵》。你甚至都不能说《尤利西斯》是荷马式的，尽管它借了荷马的脚手架。也许唯一管用的词，是“完整”。利奥波尔德·布鲁姆和奥德修斯一样，是完整的人。一如都柏林，他属于喜剧而非悲剧，不过他似乎是那个世界里最饱含人性的个体。

我年纪还很轻的时候，读到并折服于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悲剧与全部的真相》（1931）。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不曾重读此文，但我还记得其中的要点：在《奥德赛》里面，在很多船员死于各种艰难险阻之后，奥德修斯和其他幸存者会哀悼一会儿，转头又继续吃肉喝酒，然后踏实地睡去。在雅典和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日子就不可能再这样身心健康地过下去了。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想要给我们一些普通的真理，但那是为不普通的读者而准备的。他对弗兰克·勃金（Frank Budgen）说，无论《尤利西斯》和《守灵》的语言变得多么丰富，他想要传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尤其适用于《尤利西斯》，但在《守灵》中，语言之超凡脱俗与情节的简单平常之间不成比例，可能会永久妨碍更广大的读者去接受。

我准备在本章后面的部分再谈谈《守灵》，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不过在此还是让我先回到《尤利西斯》。许多喜爱这部小说的人最推崇的章节是《喀耳刻》，那是午夜时分夜城妓院里的一系列幻觉。或者最推崇《珀涅罗珀》，即莫利·布鲁姆在凌晨时分的内心独白。我无意推翻这些判断，但我最喜欢的是小说开篇的《忒勒马科斯》：早上8点，在马泰洛炮楼里，斯蒂芬·德达路斯已经付了租金，而欺人太甚的玛拉基（“雄鹿”）·莫里根掌握钥匙，从而剥夺了斯蒂芬的权利。雄鹿莫里根赋予奥立弗·圣·约翰·戈加蒂一种毁誉参半的不朽，他现在还有人记得，全拜乔伊斯照着这位曾经的朋友和酒友，浓墨重彩地画了一幅肖像。戈加蒂于1957年在纽约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当年他官司连连败诉，房子又被爱尔兰共和军烧毁，他心灰意冷，舍弃爱尔兰，去往伦敦，不过后来又去了美国，把家人撇在身后。

遭遇各种失败之前，戈加蒂在爱尔兰的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他是文学家、政治家、外科医生和运动员。他同W.B.叶芝、乔治·摩尔过从甚密，同亚瑟·格里菲斯与迈克尔·柯林斯亦然，后面两位是爱尔兰抗英运动里的重要人物。等到爱尔兰内战爆发，戈加蒂成了爱尔兰自由邦参议员，忍看格里菲斯身死、迈克尔·柯林斯遇刺。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爱尔兰共和军绑架了戈加蒂，准备杀掉他。而凭借机智和顽强，他逃脱了，他跃入利菲河，施展游泳冠军的身手，顺利逃出生天。还有一件很有名的事，他承诺要送利菲河两只天鹅，而且说到做到。

我只见过戈加蒂一次，大约是1955年，在格林威治村的白马酒馆，彼时我好好欣赏了一下他酒气四溢的口才和朗诵。我仍然可以从他身上——即使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看到那不朽的雄鹿莫里根的风采。他亢奋、粗俗、油腔滑调，但又隐隐令人不安。我读过他的一些诗，全都平平无奇。我也读过那部闹腾搞笑的《漫步萨克维尔街》，那是一部虚构的回忆录，其中叶芝、乔伊斯与其他爱尔兰文学和政治名流全都给嘲讽个遍。此书最终使戈加蒂破产，因为辛克莱兄弟之一起诉了他。他们是都柏林的艺术经销商，是犹太人。此案最终判他败诉，因为他明显用一些糟烂到不值得引用的反犹诗歌诽谤了他们。审判里还有一个亮眼的元素：年轻的塞缪尔·贝克特也出庭做证了。他的一个姑妈嫁给了辛克莱兄弟中的一个。戈加蒂的律师称贝克特为“巴黎来的小鸨子和亵渎者”。我有幸在巴黎和纽约两次短暂地见过贝克特，倒不得不为这种描述而发一笑了。贝克特温和、善良、带着一种悲情的高贵，他参加过法国抵抗组织，英勇地反抗纳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