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城市的房子能随便卖,但农村的宅基地却不让随便交易?为什么都是县城,昆山的房子两万一平,同样的价格在鹤岗直接能买一套?为什么有的城市富得流油,公务员福利拉满,有的城市却穷得叮当响,连衙门的薪水都发不出?有人可能要说了,这些问题关我月薪三千什么事?我自己的温饱都没解决,每个月兜比脸干净,还去考虑这些国家大事,那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可千万别这么想!你能赚到的每一分钱,能不能找到好工作,甚至你每天经过的马路,坐的公交站,背后都是一场大型的政治经济学游戏。而这场游戏当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也是最核心的逻辑,叫央地关系。能看懂今天这个视频的,就能读懂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现象,不管是房价涨跌、城市差异,还是就业机会、产业转移,稳稳超过90%的普通人。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是凑巧发生的,所有的经济现象,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背后都是央和地之间反复博弈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咱从头说起,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全国上下都在搞经济,很多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但你未必知道,一开始玩得最溜、冲在最前面的,并不是那些下海经商的个体户,而是地方政府。那时候,一大批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工厂,有的做服装,有的做家电,有的做五金,热闹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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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地方政府这么积极?这背后的根源,还是当时的央地关系。改革开放之前,国内的央地模式叫“统收统支”,说白了就是“大锅饭”模式。各个省份、各个地区,不管你赚了多少钱,不管你是靠工业还是靠农业,所有的财政收入,都得先一分不少地交到“爸爸”(也就是中央)的手里,然后再由“爸爸”根据各个地方的需求,统一分配资金。你地方上需要钱修马路、办学校,都得向上申请,等着爸爸拨款。

在这种模式下,地方缺少激励。反正赚多少都得交上去,花多少得看脸色,那谁还愿意拼命搞经济?能混就混,能拖就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模式就变了。“爸爸”也发现了问题,这样下去不行啊,大家都没有积极性,为了激发地方的积极性,从80年代开始,中央就搞了一个新的模式,叫“财政包干”。

这又是个啥新玩法呢?举个例子,你老婆每个月只问你要2000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钱,不管你剩多少,怎么花,她都不管,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办?肯定是拼了命地搞钱啊!加班加点也愿意,找各种兼职也愿意,毕竟多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自己的,当时的地方政府,就是这种心态。

敲钟的和尚一下子有了财政分配权,从以前的“混日子”,变成了后来的“拼命干”。地方政府的角色,也从以前的“管理者”,悄悄变成了“CEO”,一门心思就想着怎么搞钱,怎么发展本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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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地方政府有多拼?为了开办企业,可以自己出钱建厂房、买设备;为了吸引投资,他们可以给出各种优惠政策,免税、免租金,甚至帮忙解决员工的住房、子女上学问题;为了打开市场,地方官员甚至亲自带队,跑到全国各地去跑业务、拉订单。

1978年的时候,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才493亿元,从业人数也不多。到了1988年,乡镇企业的个数就达到了1888万个,从业人数多达9546万人,总收入突破了4232亿元,这个增长速度,就像坐了火箭一样。

也正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这种拼劲,国家的经济才迎来了第一次爆发式增长,才有了后来被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那时候,不管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家都充满了干劲。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随着地方政府赚的钱越来越多,随着地方的实力越来越强,问题也开始慢慢出现了。到了90年代初,爸爸每年收上来的钱,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2%。你想想,一个大家长,口袋里的钱竟然还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他怎么去统筹全国的发展?怎么去开展大型的基建项目?怎么去支援那些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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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全国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都很落后,很多地方连公路都没有,电力供应也不稳定,想要发展经济,必须先搞基建。但搞基建需要大量的钱,爸爸没钱,就没法统筹规划,没法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各个地方各自为战,为了抢资源、抢项目、抢投资,互相竞争,甚至互相拆台,形成了“诸侯经济”的局面,这也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于是在1994年,国家进行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分税制改革。具体来说,分税制改革主要分了三大类税种:第一类是中央税,也就是全部交给中央的税,比如消费税、关税、海关代征的增值税,还有后来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中央企业和大型企业缴纳的部分,这些税全部归中央,地方一分钱都得不到。

第二类是地方税,也就是全部归地方的税,比如营业税、房产税、契税、印花税,还有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这些,这些税全部归地方,中央一分钱都不拿。

第三类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也就是中央和地方一起分的税,最主要的就是增值税,当时规定,增值税中央分75%,地方分25%,后来这个比例虽然有调整,但大体上还是中央占大头,地方占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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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划分税种,改革还明确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中央主要负责全国性的事务,比如国防、外交、全国性的基建项目,像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这种、宏观经济调控、社会保障统筹等等;地方主要负责地方性的事务,比如本地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市政建设,还有地方公务员的工资发放、地方企业的管理等等。

你可千万别小看这次改革,根本性地改变了央地关系,也直接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经济格局。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的财政收入一下子就上来了,1994年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就达到了55.7%,后来也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中央有钱了,就有能力统筹全国的发展,就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修建全国性的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支援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还有后来的脱贫攻坚。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的财政收入大大减少了,但是地方的事权却没有减少,甚至还增加了。这就好比分公司,把所有的利润都交给了总公司,但分公司员工的工资、办公经费、场地租金,还有分公司的业务拓展、客户维护,所有的开销都得分公司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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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句顺口溜,“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喊娘”,越是基层,压力越大。

地方政府也不能坐以待毙啊,为了能有钱办事情,必须想新的办法,找新的财源。就在这个时候,房地产市场被推上了历史舞台。

地方政府手里有土地,把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就能拿到一大笔钱,这笔钱就是土地出让金,而土地出让金是归地方政府所有的,不用上交中央。而且卖地的钱来得快、来得多,一块好地段的土地,动辄就能卖几个亿、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比辛辛苦苦办厂、收税快多了。

所以,从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赚钱逻辑就变了:80年代靠办厂、收税赚钱,94年之后,靠卖地赚钱。而且,你想要让地卖出高价,就得让城市变得更值钱,城市越值钱,土地的价格就越高,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就越多。

那怎么样才能让城市变得更值钱呢?很简单,你得有产业,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城市定居;你得有好的配套设施,比如优质的学校、医院、公园、商场、地铁、公路,这些配套设施越完善,人们就越愿意来,房价就越高,土地就越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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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简单的逻辑,催生出了过去几十年中国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你想想,过去几十年,为什么全国各地都在搞拆迁、搞基建、建学校、建医院、建商场?其实本质上,都是为了把城市建设得更好,把土地的价格抬得更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涉及“土地、财政、金融”的完美闭环。

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其实都被卷入了这个闭环当中,虽然你没有去参与城市的实际建设,没有搬过一块砖、砌过一面墙,可你每个月交的房贷,实际上就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充会员费。

这个闭环还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建筑、建材、装修、家电、家具等等,这些产业又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但是,好景不长,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就那么多,卖一块就少一块,总有卖完的一天。而且,爸爸也不会放任地方政府无限制地卖地,因为卖地会占用大量的耕地,而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是老百姓的“饭碗”。这时候,新的矛盾就出现了:地方政府想多卖地、多赚钱,就必须多占用耕地;但中央要保耕地、保粮食安全,就必须限制地方政府卖地。一边是地方的财政收入,一边是国家的粮食安全;一边是房价的稳定,一边是耕地的保护,保房价和保耕地,就成了新时代的一大难题。

为了保证地方有一定的灵活性,既能卖地赚钱、发展经济,又能保住耕地,中央又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则,叫“占补平衡”。什么是占补平衡?简单来说:你可以卖地,可以占用耕地,但卖多少,就得新开多少耕地,多占一亩,就得多补一亩,总量必须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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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则一出,地方政府又变得聪明起来了。城里的耕地早就被占得差不多了,但农村还有很多闲置的土地,比如农村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厂房、废弃的村庄,这些土地都可以复垦成耕地。所以,地方政府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城市周边的建设用地卖掉,把农村的闲置宅基地、废弃厂房复垦成耕地,用来弥补卖掉的耕地,这样就满足了“占补平衡”的要求。一个在城市卖地赚钱,一个在农村复垦补地,既不违反中央的规定,又能拿到卖地收入,一举两得。

所以你看,央地关系这几十年,就像两个高手在过招,你来我往,互相博弈,互相制衡。这就像玩一个平衡游戏,盘子这边的重量增加了,你必须在另一边加上等量的砝码。爸爸要统筹全国发展,要保粮食安全、保经济稳定、保公平;地方要发展本地经济,要赚钱、要办事情、要解决就业。所有涉及到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不管是房价涨跌、城市差异,还是产业转移、人口流动,都是这两个高手过招的时候,解决矛盾产生出来的必然后果。没有谁强谁弱,也没有谁对谁错,双方的目标都是为了国家更好的发展,只是立场不同、职责不同而已。

当地方太强的时候,爸爸就会出手调控,收权、规范;当爸爸管得太严的时候,就会适当放权,给地方更多的灵活性,比如财政包干、占补平衡,就是中央放权,激发地方的积极性。双方在反复博弈、反复妥协中,不断达成新的平衡,而在达成这个新平衡的过程中,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就被塑造出来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经济格局,就是这样一步步形成的。

今天我给你讲这些,不是为了让你花大力气去研究国家大事,而是为了让你能看懂背后的逻辑,能在时代浪潮里少踩坑、多抓机会。理解了央地关系,你就理解了中国经济的本质;看懂了央地关系的博弈,你就看懂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不管你是月薪三千,还是月薪三万,不管你是普通打工人,还是创业者,都是时代浪潮中随波逐流的小浪花,只有看清形势,才能顺流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