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盛夏，中央召开一次关于肃清“高饶反党联盟”残余影响的小型会议。到会的张邦英推开窗子，北平闷热的风里夹着蒜香味，他随口对身边同事说了一句：“这事儿怕是不会一阵就过去。”一句大白话，道出多年后命运的伏笔。

张邦英1910年5月出生于陕西耀县。祖父守着几亩薄田，父亲却硬是勒紧裤腰带把独子送进学堂。读民立中学时，张邦英接触《新青年》，同学带来的铅印小册子总被他翻得卷边。“为什么要纳粮税给军阀？”他常反问同窗。就这样，1927年8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7岁。

1928年夏，他肩背一卷被褥，徒步两日回到耀县，白天在高小教书，夜里串门做秘密联络。支部只有三名党员，却把烈士陵园外围的十几家裁缝店团结了起来，裁缝们白天纳鞋底，夜里赶制服装，支援渭华起义前线。兵运、农运、学运几条线同时铺开，耀县一下热闹起来。

转折出现在1933年10月。杨虎城部骑兵团长王泰吉率部起义，张邦英被推为党代表，队伍旋即并入红26军。枪声、马蹄、硝烟，他跟刘志丹并肩钻山沟。冬夜行军，刘志丹拍拍他肩膀：“娃，还能坚持？”张邦英咧嘴一笑：“走得动！”一句短短对白，如今仍被老战士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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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调回陕甘，主持兵站和情报联络。缺枪少粮，全靠地方党组织一针一线补给，临潼老乡送来热馍，安塞大娘推来山药，张邦英在作战日记里写下八个字：跟群众绑在一条绳。

1949年西安和平解放后，西北局急需既懂地方又懂军事的干部。他受命回陕，1950年1月出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那年他40岁，一身灰呢军大衣，风尘仆仆跑遍关中渭北，相继推行土地改革、整顿合作社、复苏教育。乡亲们认得这位娃娃脸领导，拉住就说苦水，他常顺手在旧账本背面做笔记，纸角卷起像锯齿。

1954年审查风潮袭来，张邦英“因与高岗旧事相熟”被要求写自传。他写了六万字，凡事拉出时间、地点、证人，态度极坚决。那年秋天审查结束，他被调进京任职，看似平稳，却已被康生盯上。

康生爱写批条，一支笔翻云覆雨。1962年“刘志丹小说”问题成案，张邦英因序言中的几句好话被指“妄图翻案”。康生批示：“此人不查不行！”于是调查组驻扎他家后院，电话24小时监听。

1967年春，北京街头大字报铺天盖地。张邦英被隔离审查，带走前只来得及塞进兜里一本《三国志》。审讯室的灯泡彻夜不灭，写检查、挨批斗、站军姿，日复一日。端午那天伙食加了两个白煮鸡蛋，他却咽不下。有人讥讽：“还装清高？”他淡淡答：“饿不死人，冤枉能要命。”一句话刺得空气发紧。

十一年里，他身高从一米七二缩到一米六六，满头黑发斑白。更难捱的是音讯隔绝，老乡托人捎信，都止步于“专案组”门口。家中子女被迫划清界限，最小的儿子在高中团课上表态：“阶级立场问题的亲属，坚决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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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中央工作会议拨乱反正，民政部人事处通知他复出任副部长。当年的调查结论被撤销，康生的批条被定为“恶意诬陷”。有人问他有什么想说的，他抻抻衣角，笑了笑：“走正道，心里就亮堂。”

复职后，他第一件事回陕西。耀县换了名字叫耀州区，他站在祖屋前，土墙已塌一半，麦苗却青得刺眼。当地干部陪同，他随意摆手：“别铺张，庄稼人图个实在。”当晚，他让厨子煮一锅酸菜面，说多年不吃，想念那股子酸香。

1988年离休，他把积攒多年的照片、批条、日记全部分类装箱。从陕甘烽火到京城风波，每一页都有烟火气，他戏称为“乱麻账本”。此后日程简单，晨练、看报、读史，偶尔应邀讲一次党课，叙事不夸张，连轴线索条分缕析。

2010年6月，张邦英在北京去世，享年一百岁零一月。安葬那天，陕西老乡带来一篓蒸馍，摆在灵前，白气氤氲。有人低声念出他早年写在课本边缘的一句批注：走出去，是为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