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的遵义城，一间普通的两层小楼里正发生着改变中国命运的争论，三天三夜里，煤油灯映照着二十位红军领导人疲惫却坚毅的脸庞。
当表决开始时，一个年轻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认为博古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失败只是客观条件所致。"
说话的正是28岁的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凯丰，他是这次会议上唯一公开支持博古的人，这个来自江西萍乡的年轻人，谁也没想到他会在二十年后成为党的理论宣传战线的重要力量。
直到近年他的儿子何明凯公开讲述父亲的故事，我们才得以看到这个"少数派"背后更真实的人生轨迹。
会议桌上的"少数派"
凯丰1905年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贫苦家庭，要不是亲戚资助，他可能连小学都念不完，后来在长沙师范读书时接触到马列主义，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和博古、王明成了同窗。
1930年回国后，他一头扎进赣东北苏区，凭着笔杆子当上了少共中央宣传部长。
1934年的湘江战役，红军从8.6万人打到只剩3万，这样的损失谁也扛不住，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转兵贵州，凯丰当时就觉得不靠谱。
在他看来，共产国际的指示才是"标准答案"，毛泽东那套"游击战"简直是"土办法"。
遵义会议上，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我们的路线没错，是敌人太强大。"这话一说，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据参会人员回忆，当时凯丰还拿出马列著作逐条反驳毛泽东的主张，最后投票时，他是唯一举手支持博古的人。
从认错到重生的后半生
本来想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四渡赤水的实战成果让凯丰傻了眼，土城战役失利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川黔边境来回穿插，硬是从几十万敌军包围圈里钻了出来。
娄山关大捷那天，凯丰跟着部队翻山越岭，亲眼看到战士们举着"攻克娄山关"的红旗欢呼，他心里那道坎终于松动了。
1935年4月，凯丰主动找到毛泽东承认错误。
据说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认识错误就是进步，年轻人难免犯错，改了就好。"能在那个年代主动认错，需要不小的勇气。
之后的长征路上，凯丰背着油印机走在队伍最后，别人休息他编快报，报纸印出来还带着油墨香和汗味，到了陕北，凯丰创办《红军日报》，把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编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1937年他代理中宣部部长，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成为全民抗战的指导性文件。
延安整风时，康生想把他打成"王明路线残余"，毛泽东站出来保他："凯丰早跟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了。"
建国后凯丰到东北局工作，创办《东北日报》时经常通宵改稿，辽沈战役期间，他累得胃出血，医生让住院，他却说"报纸一天都不能停"。
1955年突发脑溢血后，他躺在病床上还在口述回忆录，特别嘱咐要把遵义会议的细节写清楚。
1958年临终前，他拉着儿子何明凯的手说："犯错不可耻，不改才可耻。"
何明凯后来成了一名普通技术干部，几十年从不提父亲的往事，直到改革开放后，党史部门征集资料，他才把父亲的手稿和回忆材料捐了出来。
2021年遵义会议纪念馆重新布展，那封凯丰写于1942年的检讨信首次公开，信里"永远做革命小学生"的誓言让不少参观者红了眼眶。
如今再看凯丰的一生，最难得的不是他后来做了多少贡献，而是他敢于直面错误的勇气。
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它建立了党内纠错的机制，让不同意见能够碰撞，让犯错误的同志有改正的机会。
凯丰用自己的经历证明，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怕犯错，怕的是执迷不悟。
现在去遵义会议会址参观，导游会指着当年的会议桌说："这里坐着的不只是正确和错误，更是一群为理想奋斗的真实的人。"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正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和他们的成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最动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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