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捏着那通刚挂的电话，手指还发僵，愣在办公桌前半天没动。桌上摊着没写完的简报，钢笔尖悬在纸页上，洇出一小团墨渍，像心里堵着的那团东西，散不开。干了二十年材料，从青涩的小干事熬成单位里独一份的笔杆子，局长的讲话稿、工作总结、先进事迹，哪一份不是我字斟句酌磨出来的，就连他退休申请里的那句“愿为桑榆，再添余晖”，都是我替他想的。退休宴的消息，还是听隔壁科室的老张闲聊才知道的，说是定在城南的私房菜馆，局里大小头头都去了，唯独漏了我这个写了他二十年材料的人。

昨天下班，我绕路走了远路，不想撞见局里人，街边的路灯昏黄，把影子拉得老长，手里的塑料袋装着给老婆买的烧饼，凉透了都没察觉。回家老婆看我脸色不对，问了两句，我只说累，扒了两口饭就坐在沙发上，翻着手机里存的那些年给局长改的材料底稿，删了又存，存了又删，心里不是怨，是寒，就像掏心掏肺捂热的一块石头，转头就被人扔了。

一夜没睡踏实，天刚亮就去了单位，想着这事翻篇，好好干自己的活，谁料九点刚过，市委办的电话就打来了，语气客气，却带着不容推辞的笃定，说新市长到任，想找熟悉本地情况的笔杆子聊聊，点名要我去。

我攥着电话，手心冒了汗，第一反应是不敢信，再是慌。在机关里待了二十年，我向来是幕后的人，低头写材料，抬头认领导，从没跟市长级别的干部打过正面交道。更慌的是，局长刚退休，我这个他一手“用”出来的笔杆子，突然被新市长召见，传出去，局里人会怎么想？局长那边，又会怎么看？我不是想攀高枝，只是干了一辈子材料，最懂的就是分寸，最怕的就是落个“卸磨杀驴，攀附新贵”的名声。

我跟市委办的人说，容我收拾下，半小时到。挂了电话，我去洗手间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堆着，还是那副埋头写字的模样。我翻出抽屉里的笔记本，那是我记了十年的本地情况，从民生数据到乡镇特色，密密麻麻写了满本，这不是给谁准备的，只是干材料的习惯，凡事都要记牢，心里才有底。

下楼的时候，撞见了新上任的副局长，他看我的眼神带着诧异，嘴张了张，没问什么，却让我心里更沉。走到单位门口，拦了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我说市委大院，话出口，才发现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车开在马路上，窗外的街景一晃而过，我看着手里的笔记本，心里翻江倒海。二十年，我写了无数篇冠冕堂皇的材料，写过别人的功成名就，写过单位的辉煌成绩，却从没写过自己的委屈，自己的分寸。局长不叫我去退休宴，或许是觉得我只是个写材料的，登不上台面，或许是忙忘了，可不管是哪一种，都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

而新市长的召见，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我平静了二十年的生活。我知道，这一趟去了，往后的路，或许会不一样，可也或许，会陷进说不清道不明的闲话里。我干了二十年材料，守的就是一个“稳”字，可这一次，由不得我稳了。

出租车停在市委大院门口，门卫核对了信息，放我进去。踩着青石板路，往办公大楼走，每一步都走得沉重，手里的笔记本被攥得发皱，风刮过脸颊，凉丝丝的，我抬头看了看大楼上的国徽，突然明白，自己写了二十年的材料，写的从来不是某个人的故事，而是这片土地的烟火，只是到了今天，才终于有机会，把这些烟火，说给真正想听的人听。只是那份被忽略的委屈，那份进退两难的顾虑，还在心里，沉甸甸的，落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