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傍晚，黄河秋风猎猎，归绥城内却悄然涌动着杀机。城东军营的一名年轻通信员匆匆往警卫司令部赶去，他怀里揣着一份电报，只有八个字——“贵客已启程，速作准备”。电报落到保密局绥远站站长赵思武手里，阴影随即悄无声息地蔓延开来。
几乎与此同时，北平中南海。毛泽东同傅作义的会面没有官样文章，简短而直接。毛泽东需要有人赴包头，为即将起义的董其武压阵，也要粉碎国民党“傅作义已被处决”的谣言。傅作义点头：“只要有利于西北和平，我去。”一句话，使命在身，危险也悄悄随行。
车队沿途疾行，经张家口、集宁，夜宿归绥。迎接的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早已包下“万家春大旅店”最好的甲等楼房；在那里，有热水，有热炕，也有暗流。三天前，一位自称兰州药材商的彪形大汉订下了临近仓库的丙等客房；他留下两只沉甸甸的大皮箱，嘴里不停嚷着“贵重药材要存放好”，招徕了店伙计的殷勤。谁也不知道，这两只箱子里装的不是冬虫夏草，而是填满黄色炸药的铁皮桶。
夜色深沉，傅作义却没在甲等房歇息。一名曾在他帐前跑腿的小营长执意请吃炖羊肉，热情得让人没法推辞。李远贞略一思量，示意随行人员尽量随从将军外出，死保安全。席间推杯换盏，直到深夜十一点，忽闻旅店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冲天火光刺破夜幕。仓库、楼板、廊柱全被掀翻，甲等房顷刻成废墟。归绥城民以为地动山摇，赵思武却在远处冷笑：目标八成已碎尸火中。
张世珍火速折返现场，遇到的却是狼藉。木梁横陈，砖石四散，硝烟、煤油味混作一团。想到“贵宾”原本该在此安睡，他背脊发凉。好在电话中传来李远贞的声音：“人没事，咱们正在县招待所。”一句话，重如泰山落地。
第二天，傅作义换乘吉普疾驰包头。董其武亲自迎于城北，握紧傅作义的手，连说“多亏没事”。酒过三巡，李远贞把张世珍拉到偏厅，压低嗓门：“炸弹不成，对方下次必改刀枪。今晚故布疑阵，让刺客白忙活。”张世珍扫一眼大厅，点头，“照办。”
于是众人对外宣称傅作义将夜宿警备司令部招待楼，实际在董其武公馆悄然落脚。夜更深，包头突降细雨，街巷黑得伸手难见。三名自称“便衣队”的男子混入司令部，其中一人留起大络腮胡，腰间鼓囊囊。岗哨验过证件放行，不料对方一转身便夺枪，枪声破夜而起。屋内的李远贞和张世珍早已埋伏，霎时照明弹划空，两名刺客被制伏，一人当场毙命。被捆进屋后的络腮胡子咬牙切齿，终究撑不过审讯，如实供出主使——中统局西北总督导张庆恩，以及密号“四号”的赵思武。
张庆恩闻讯遁走，赵思武却仍在司令部内装睡。四小时后，他被捕于值班室，一身皮衣尚未来得及脱下。军法处审理迅速，证据铁板一块，赵思武十月底便以“暗杀和平代表、破坏起义”罪名伏法。至于张庆恩，此人颠沛逃窜数月，最终在重庆近郊落入人民公安之手。
包头的庆祝阅兵如期举行。九月十九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城南大操场上旌旗猎猎。董其武、傅作义并肩检阅队伍，军号声嘹亮，起义军列队肃立。有人悄声打趣：“昨晚还在寻常小院里喝羊汤，今晨就成了万人瞩目。”傅作义抬手压了压军帽，没有回应，只是望着队列，眉头一松。
任务完成后，傅作义于十月初返回北平，向中央作了详尽汇报。起义后不久，绥远全境和平解放，国民党在西北的最后支点随风而去。毛泽东对傅作义说：“河套那片广阔水土，需要人懂治水。”一九五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林部下设水利部，部长人选落在这位经历枪火却依旧从容的旧日将领身上。此后十年，他奔走于黄河流域，主持修堤、勘测、兴建水库，倒也实现了“解甲为民”的旧愿。
两次生死一线，既是敌对势力垂死的挣扎，也是新旧中国权力更迭间最危险的暗涌。傅作义能全身而退，靠的并非侥幸：一是中央的决断与信任，二是地方起义军的护卫，三则是李远贞这样经验老到的安全团队。历史细节证明，战争虽已近尾声，特务战却依旧残酷。在那场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一颗子弹、一声爆炸都可能改写政局，却终究扭不过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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